近日，曾因帮助数以千计的农民工打赢工伤官司而闻名全国的“民工律师”周立太，为了追讨1.5万元的律师费，却将一位身有残疾、生活困难的民工刘朝正推上了法庭，因为“当事人赢了官司却拒绝支付律师代理费”。据周立太统计，在他所打赢的上千件工伤赔偿案件中，胜诉民工“拿了钱就跑掉的几乎占了一半”！该消息经《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报道后，引发了人们对民工法律意识、诚信意识和道德意识的关注，如何防止民工“失信”成了讨论的焦点。
“民工拿了钱就跑”，无疑是“失信”行为，对周立太律师来讲，也不公平。周立太实行的是“官司打赢之前不收费的风险代理”，提供的是合法的“有偿法律服务”，而且事先也与当事人签定了代理合同，应该说，周立太并没有法定义务和责任为民工提供“免费午餐”，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律师，而且是有良知的律师，他也要生存，也要发展，他完全有获得报酬的权利。除了向身有残疾、生活困难但赢了官司的民工追讨，他还能向谁要求？
农民工是公认的弱势群体，“他们本身受的教育水平低，在外面打工受到了歧视，权益受到侵害，他们去申诉的时候也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和重视”，周立太认为：代理农民工的官司，“带来的社会价值远远超过了经济价值”，因为自己的荣誉是“用农民工的工伤，用断手断脚换来的”。换言之，周立太为民工所做的一切，如果让政府、让司法部门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应该更恰当，更有利于保证和促进社会公正。现行的《法律援助条例》是去年9月实施的，因工致残的民工正式成为了司法援助的法定对象之一，但由于种种原因，仍然不可能保证每一个符合条件的人都能得到法律援助。而在此之前近8年的时间里，周立太已经帮助数以千计的农民工打赢了工伤官司，只是他提供的不是也不应该是法律援助。所以，在部分民工“失信”的背面，是太长时间的政府缺席和法律缺失。
市场经济首先必须是法制经济，然后才可能是信用经济。没有以政府公信力和法律公信力为基础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社会诚信机制不可能得以建立。虽然强者和弱者都应该同等诚信，但如果没有严格执行的以国家强制力作保证的公正机制，道德约束力会大打折扣，在利益面前，强强之间、弱弱之间绝不会自觉自愿自动地萌生出诚信之花。
有个故事，说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路看到一个人掉在水里，就把他救了上来，这个人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夫子知道后很赞同，认为如果救人能使人受益，必将鼓励更多的人去救人。有人据此推断，如果周立太全额追回了民工欠他的“500万元”代理费，社会上必将出现更多的“周立太”。笔者以为，绝不能把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推向市场，政府和司法部门必须切实负责，时刻“在位”，及时伸手，有所作为。道理很简单，如果救人“货币化”后，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同时落水，你先救谁？
对政府和司法部门而言，比讨论民工“失信”更重要的，是深入思考应该怎样从根本上帮助他们，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
■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