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郝振宇
5月10日一大早还未到上班时间，记者走进报社大门，远远就看见薛永安、折冠军、王冬林三人蹲在编辑部楼下墙旮旯里，旁边放着装满告状材料的小包，一副风尘仆仆的模样。
待记者开门将这几位从榆林长途赶来找本报专题部的职工引进办公室，交谈之下方得知他们今年已经是几上西安了；这几日在各政府、法院、人大之间奔波，但是一直没有下文。谈起去年企业解体以来为维护自身权益所作的努力，他们潸然泪下……
企业关闭：职工出路成焦点
位于绥德县境内的榆林卷烟材料厂，原为县办企业，1989年在各地大办卷烟厂风潮中，被收为市县共管。效益虽比不上其它大厂，小日子倒也过得马马虎虎。
眨眼到了2003年，国家出台政策治理整顿乱建小烟厂问题，榆林卷烟材料厂“不幸”榜上有名，被责令实行政策性关闭。为了解决遗留问题特别是700多名工人安置，国家烟草总公司及省上相关部门斥资2200多万元，由当地政府专门成立了安置职工的工作组，企业也选举了60多名职工代表，可接连开了六七次会，去怎么也通不过安置方案。
据职工反映，职代会通不过安置方案的主要原因是职工要领导出示上边给烟厂拨款证明，想弄清国家政策性关闭企业是否真如领导宣布的经济补偿总额为2200万元。而相关方面置之不理，欲强行执行他们早已定下的安置方案。
职工在几番与行政机关和工作组讨论未果的情况下，去年12月14日要到西安反映问题，没想到在火车站，铁路上负责人讲上级有令烟厂工人一个也不能上车，于是双方矛盾激化，当地公安出面拘留了4名工人。面对高压，职工代表们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认可了原先已拟定好的安置方案。
安置方案：“厚此薄彼”起争议
然而安置方案刚一宣布，就在全厂激起了职工不同的反应。
他们对安置方案最大的分歧在于，这一方案规定有劳动、人事行政主管部门招工手续的职工，每人给2万元的安置费，每年工龄再给1000元的工龄补助；而对于100多名没有这种手续、“领导又不认可”的职工，他们就以“临时工”对待，不但安置费分文没有，过去工龄一概无效，仅从1995年1月1日起，每干满一年发给650元。
对此，这些“临时工”意见很大。他们认为《1998年全民所有制临时工暂行管理规定》中明确指出：临时工是指用人单位在某一特定岗位上所用的临时性、季节性用工，用工合同不得超过一年”。而这一百多人中，最早的是1986年进厂，大多数是1989年前后参加工作的。当时大多数与厂方签订了条件苛刻的合同，有的厂方还收了几百元的“押金”。而在劳动法实施近十年的今天，厂方却视劳动法为一张废纸，是对他们的不公平待遇。特别是他们发现个别干部家属甚至一天班都未上过，一些被厂方过去除名甚至开除的人员，照样领上了补偿，他们觉得心理更是不平。
就此他们找当地政府。某部门领导劈头就是一句“我们榆林市比较偏远，跟不上国家政策，劳动法在榆林地区不适用”；另一位负责人的话说得更难听：“榆林地区山高皇帝远，我们说了算！”并告诉他们：“不服气，愿上哪告就告去”。
依法维权：仲裁、法院皆不管
无奈中，有些人自叹晦气认命了事。但一些职工向本报维权热线反映，得到了请他们向劳动部门申请仲裁依法维权的答复。
于是，包括薛小燕，马亚东在内的十名女工和薛永安、折冠军八名男工，2004年4月3日一起联名向榆林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递交了仲裁申请，要求厂方按劳动法办事还他们一个公道。
状子递上去了，他们每天都在企盼着开庭，企盼着劳动仲裁能给他们一个公道。然而十天后，等来的却是一纸“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其不予受理的理由是：榆林卷烟厂属政策性关闭企业。全部清理及善后工作均在榆林市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下进行，具体安置及经济补偿决定是国企改革领导小组作出的。申诉人与榆林市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发生的职工安置及经济补偿争议，不属本委受案范围，故不予受理。
为不误时效，这18名男女职工赶紧请人写成上诉状，于4月16日呈到绥德县人民法院民庭，继续状告厂子，要求判令被告按同等标准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然而院方却向他们出示了一个时间为2003年8月13日的榆林市中院便函通知。由于院方不让他们复制，他们根据回忆记得内容大致是：要求各县法院凡涉及榆林卷烟材料厂的案件一律不予受理，已受理的案件一律终止，已判决但未执行的案件全部停止执行。（为验证这些职工提供的这一情况，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绥德县法院张院长，证实职工所言不虚），而且拒绝出据不予受理的法律文书。
依法维权的路就这么被堵死了。
敢问路在何方
基于多年的习惯，这些职工在感觉权益受损之时，就一直没有中断向各级机关反映的呼声。
在当地连遭冷遇，他们不甘心，又推举薛永安、折冠军、王冬林三人带着干粮、带着大伙的期盼一次次踏上省城的崎岖行程。他们原以为天下自有说理处，可随后的冷遇接连刺伤了他们一颗颗充满期盼的心灵。
就拿五月西安之行来说吧！他们找工会组织，人家表示爱莫能助；找人大，门卫说打官司找法院去，我们与法院是两码事。他们提出你们不是有监督职能吗？人家说那你找x长去；而找法院，人家嫌没有基层法院判决书，根本不予理会；在有些部门甚至连话都不让讲，便将他们推出了事。
在西安几天里，他们吃着自带干粮，住在最便宜的旅馆，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顶着初夏的骄阳，奔波于分散在偌大个西安各处的领导机关之间，却找不到一处认真倾听他们苦衷的地方，更谈不上去调查解决了。虽然唯有本报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不忍心让他们失望，留下了反映材料，可一无人权二无财权的新闻机关能为他们解决什么，连记者心中都满是愧疚。记者曾尝试与原烟厂厂长、现为市企改办主任的老韩同志联系，可一打手机便进入“秘书台”。
5月11日晚，三个来报社反映问题者之一的折冠军打来电话，语言中充满疲倦之情，他说由于囊中羞涩，王冬林已先期回家了；如果再没有下文，一两日他们也将返回老家。由于拒领补偿，他们生计本来就艰辛，来西安路费还是东借西凑的，就这样一天天耗在西安也不是个办法。
听罢折师傅的电话，记者心里沉甸甸的。这18名职工反映问题的是非曲直相信自有公道，不劳记者妄加置评；但几位职工连日来所遭遇到的上下一片冷漠所折射出的问题则令人痛心，令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