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 杜林怀
一九六六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文革爆发了，一夜间，原来受尊敬、见面要行礼的老师、校长挂了牌子游了街，我当时真搞不清为什么。那时候真觉得好玩，今天开这个大会，红旗、标语、传单；明天开那个大会，传单、标语、红旗，还有串联的红卫兵在街上围上一圈演节目。最让人开心的是看牛鬼蛇神游街了，高帽子一戴，大牌子一挂，小铜锣一提，走两步，敲一下，嘴里还要报着自己的“头衔”和“罪名”。还有开批斗会，走资派站高板凳，造反派搞“喷气式”，这些都让九岁的我感到新奇和有趣，同时也因为停课闹革命，我可以不用每天去学校规规矩矩念书而感到从未有过的解放。六六年在这热热闹闹中过去了，六七年又开始武斗了。常常和小伙伴们远远爬在树上或房上，欣赏着武斗双方拳脚、棍棒相加的精采场面，以致于常常误了吃饭，让我妈扯着嗓子在门口喊我。到一九六八年，虽然已经“复课闹革命”，但文革后期的两派联合，成立革委会，迎接“九大”召开等政治运动仍席卷着学校，上课也只是做做样子，参加这个会、那个会倒是不少。当时学校的两派，嘴上都在喊联合，暗中却拼命的拉实力，为的是在以后的“三结合”班子中多争取一些位子，所以学生就成了他们争夺的重点。虽然我们都是一些不甚懂事的十几岁的娃娃，但在他们眼中，多一个就可以在势力划分中多一个筹码。
记得六八年的“六一”那天，我们早晨刚上学，就被突然响起的紧急集合铃召集到操场上，还没等老师把话讲完，把队伍排列好，就被急忙开来的五辆卡车把我们稀里糊涂地拉到五十里外的县城，参加教育局一派组织的庆祝大会。大会上，造反派头头们又是表红心、又是喊誓言，但关于庆祝“六一”的话半句未讲。从各个地方、各个学校匆忙拉来的小学生们煞是壮观，口号声此起彼伏，真像那么一回事，可真让那个造反派头子风光了一回（也许为他添筹码不少）。到中午，会开完了，口号呼毕了，却没人管我们了，即没有车来接，也没有人问饥渴，我们的女班主任满眼含泪，倾其衣囊所有，也没让全班四十多个同学一人吃一个烧饼。校长在多方交涉无效的情况下，无奈宣布各班各自想办法回去。我们在班主任的带领下，沿途喝泉水、吃豌豆苗尖，跌跌撞撞，奔波五十余里，一天只吃了半个烧饼，回到我们那个陇海线的四等小站时，已是后半夜时分了。一群学生家长——同学们的父亲、母亲们正站在学校门口焦急万分地等着儿女们回来。当我疲惫的身影出现在大路近处时，我母亲用一种近乎嘶哑的声音喊了我一声，疾奔着向我跑来，一把把我搂在怀里，泪水顿时打湿了我的头顶。我一天的饥渴，满肚子的委屈，只用了一句话诉说：“妈，我饿了”，就泪水满面地一头扎在母亲怀里。
六九年底，我要结束六年的小学生活，即将毕业了。但当时我肚里的墨水，只是六六年以前装下的那点，充其量是个三年级水平。好在临毕业那几年（五、六年级）时，我们既没课本，又没作业本（纸都让文化革命用光了），教材都是学语录或由老师现编，所以考试也不太难。记得语文是开卷做一篇作文，我在课堂上，大模大样地把一个省成立革委会（记得是贵州省）给中央的致敬信，掐头去尾地抄了一遍，居然还得了八十多分，算术是做几道四则混合运算，又去车站货场量了一个煤堆的高低，算了一个锥体面积，最后也过了关。总之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毕业了，同小学生活永别了，同金色的童年再了见。
动荡的少年时代，扭曲的一颗童心，难忘的“六一”节，每当已迈入不惑之年的我想起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心里就充满了惆怅，一种无比的失落和酸楚，使我沉浸在长时间的痛苦中。看着小女儿和其他孩子们天真活泼，欢歌笑语的身影，我真想再倒回去二十年，重新走进小学课堂，寻找已失去的童年欢欣和乐趣。那些同我一起走过来，如今也为父为母的当年的淘气包们，是否也有我这样一种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