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信
1958年，我不到16岁，正在陕西商县城关中学读初中二年级。少年好弄，迷上了文学和美术，因而也就为语文老师郭敏厚、美术老师李景玉二位所关爱。当年元月的一天，李景玉老师到家来通知我：西安美协主席赵望云先生来商县了，咱们快去看看吧！这消息让人惊喜：商县这个距西安一百多公里的山区小县，闭塞得很，来了大画家，对爱好美术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件大喜事。何况，《新观察》上发表过赵望云访问埃及的作品不久，赵望云的画正是我们学习讨论的热点哩！不等李老师说完，我就随他一路小跑，出了北门再向北折，进了专署大门，几排灰砖平房正是行署招待外地来客的招待所。赵望云先生临时住在一间十来平方米的房间，光线不好，很暗，加上正是冬天，又是下午，房子更暗，火盆里的木炭火只给阴冷房间一丝丝暖意。李老师曾去西安拜访过赵先生，是熟人，没有客套，就把我介绍给赵先生，无非是说我热爱绘画，聪明勤奋之类。赵先生没有架子，相当平易，淡淡笑着，夸商县这个地方，山水可以入画，群众也好，看到他们画画，就赶紧给递凳子，在一旁静静地看，比西安的闹闹嚷嚷，指指点点好多了，让他很感动。他说，商县的核桃木做画板好，平整，结实，尽管重了一些，外出背上，沉沉的。不过，也不要紧，画画本来也是个体力活。前几天，他去拉林子画画，回县城路上，见到一群猪在路上走，他跟了一路，专门看它们走路时，四蹄的移动形态，边看边走边画，累了一身汗。一说画速写，李老师和原在屋子的几位来访青年，就请赵先生表演一下速写。赵先生不推辞，拿起速写本，戴上一顶新疆的翻毛皮帽，顺手拉上房门。一拨人，鱼贯走出专暑大门，在田野小路上东行，在雷家沟沙堤边停下来。“就在这里吧！”赵先生在一块石头上坐上，眼光向西望：沉沉的冬日的天幕下，几棵老核桃树在北风中稳稳地站着，枝枒向上，有倔强之态。赵先生在本子上边画边说：画树必得知道树的特点，比如说这核桃树，它的树枝不同于别的树枝，必得直指云天，特别是冬天，这一点一些不能含糊。这时，一个妇女提着竹篮，夹着洗衣板，从远出走过。那时，商县没有自来水，城里人洗衣要到丹江边去，这位妇女正是洗衣归来。赵先生三笔两笔就写出了洗衣归来，款款而行的妇女的神态，传神得很。我问赵先生：你的铅笔用起来咋这么流利呐？赵先生笑了笑回答我：这是前年从埃及买回的铅笔，比咱们产的铅笔质量好得多了。怪不得，我们用的铅笔，虽然是2B，画起来沙沙响，有的线条还画不上，6B倒是软些，却又时时断铅。其实，铅笔好歹，也只是工具而已，最要紧的是画家的观察和造型的基本功，不过，赵先生没有说到后边的意思罢了。这时，不知是谁，为这次野外写生拍了一张照片，四十六年过去了，前几年李景玉老师送给我这张放大照片。照片中间是赵先生，是画完速写后同大家聊天，脸庞清癯，浅浅的笑中，有一点忧郁；赵先生前边蹲着的一位，是李景玉老师，围着一条围巾，正是那时很时髦的打扮，右边第一人是笔者，一身棉袄，头戴黑色棉帽，护耳绑着，虽然是侧影，憨态也实在可掬，左臂还夹着一本册子，显然是想一道儿画，只是不好意思，也许只顾听赵先生的谈话，忘记画画了也说不定。
这之后，赵先生和一道儿来的几位画家在商县搞了一次“山区生活画展”全是在商县期间的创作，现在收入赵先生画册的就有《山区新渠》《养猪图》《改造荒山，学习文化》《熊耳山庄》《峡谷清道》。商县山水人物被大画家搬上作品，在商县历史上是为首次，因而轰动一时；夏天，商县举办了第二届美展，笔者当然欣然参与，并荣获一等奖，奖品是奖状一张。领奖归来，高兴得很，顺便与另一位获奖的朋友刘丹江去照像馆合影留念。
前几年，曾约西安美协的老木刻家刘旷写过一篇回忆商县的文章，才知道那次陪赵先生去商县的就有刘旷先生。刘旷先生在文章中说：他们每天出去写生，一回来就累得大睡，而赵先生虽已五十多岁，写生归来，仍热心接待和辅导当地的美术爱好者。笔者也属于这些赵先生辅导过的美术爱好者吧！可惜，因为家境贫寒，六十年代，我已放弃学画，最后转到文学研究上来，真真有负赵先生的培养了。
我也常想，赵先生当时也只是五十岁出头，年龄并不大，但印象中有点忧郁之色，话也很少，不问不说，心里总像有什么心事。后来看到一些资料，方才找到答案：就在来商县的前一年，省美协整风领导小组上报材料，要求把赵先生“定为极右分子，撤销美协主席和省文化局副局长等职务，行政降一级”，由此看来，在所谓反右斗争中，赵先生在美协所受精神创伤之巨。后来，多亏省委网开一面，将赵先生“定为右派，不以右派论处”仍保留原薪原职。既然保留原职原薪，不以右派论处，却何以又要“定为右派”呢？我至今不解，当年定罪也真是深不可测，微妙异常，是否同“文革”中有名的“帽子拿在手里”等量齐观呢？赵先生到商县深入生活，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成行的，我似乎理解了赵先生精神忧郁的原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