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明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公众自认为处于社会中间层的人数偏少，而自认为处于下层的人数偏多。”
“当代人民内部矛盾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2002年底主持的一个大型课题，在全国31个省会城市对15000名社会公众进行了抽样调查显示，中国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情况与其他各国相比，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最为明显的一个特点是中国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公众比例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低：在其他国家中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比例均在50%以上德国62.5%美国60.7%，在最高的澳大利亚72.8%和新加坡74.2%均达到了70%以上，而这一比例在中国却仅为46.9%。
二，另一个明显的差异在于中国公众中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的比例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在中国这个比例达到14.6%，而其他国家中这一比例最高的韩国也仅为9%德国3.6%美国3.6%。
三，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公众中自认为处于“高层”和“中高层”地位的比例并不算低，而且自认为处于“高层”的公众比例相对而言相当高1.6%仅低于德国1.8%和美国1.9%而法国为0.4%意大利为0.7%。
这一调查结论说明，中国城市公众自我阶层认同有向下“偏移”的倾向，但这种向下的“偏移”并不是一种整体结构的偏移，因为中国自认为位于社会“上层”和“中上层”的人数比例与其他国家基本持平，也就是说，这种向下的偏移主要表现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人偏少，而自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数相对较多。这喻示着在当前中国的城市社会中，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两极分化趋势。
就当前中间阶层缺失的问题，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也在自己的研究结论中指出，在改革开放前，国营企业职工们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拥有明显优势，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城市里典型的中间阶层，他称之为“类中间阶层”（西方中间阶层多指白领，而国营企业职工大多是蓝领阶层，只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故被李称之为“类中间阶层”）。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国营企业职工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迅速衰落，完全失去了“类中间阶层”的特征。与此同时，尽管一个新生的“新中间阶层”其基本特征为：年青、高学历、就职于三资企业和新兴行业、收入较高、有高消费倾向等正渐渐浮出水面，但这一阶层目前还只出现在大城市中，且人数较少。
据学者们估算，如果将人均年收入在1～10万元、户均金融资产在3～10万元的人口和家庭作为社会中间层的标准的话，则目前中国进入这一阶层的人数只占到全人口的20%—25%之间。
学者们一向将社会中间层称为社会的“稳定器”，认为庞大的中间阶层可以在社会高层与社会底层之间起到“缓冲层”的作用，使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得到缓解。如果说一个以中间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一个既有进取潜力又较少激进心态的社会的话，那么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工字型”社会则更容易成为诱发社会冲突和激进社会革命的温床。
中国城市公众“中间”阶层认同的相对缺乏，以及自认为处于社会低层的人数相对偏高的现象，有可能潜藏着一种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可能性，对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构成了某种潜在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