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永杰
据北京青年报2004年7月24日载，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涉嫌洗钱的大量证据，包括银行收款、转款记录等被李玉春掌握后，从2003年3月开始，李玉春便开始以实名对李信的不法行为进行举报，她先后向山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公安厅等部门求助，中央有关部委对此也有多次批示，但是不知何故，山东省方面对李信的调查迟迟没有展开，“双规”也是在其“下跪”的图片在网上大范围流传后才进行的。
一位地级市的副市长，竟然会向一个普通市民跪地求饶，并任由别人将其这一姿态拍成照片。“下跪”事件成为茶余饭后笑料之余，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李信的贪污、受贿、绑架、故意伤害多种违法违纪行为早已事实清楚且证据确凿，而迟迟得不到应有的法律制裁。究竟是谁让李玉春背负起如此沉重的举报成本？
沉重的举报成本有：一是时间成本，其次是经济成本，三是精神成本。沉重的举报成本，削弱了群众对违法乱纪做斗争的决心，降低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影响了社会公信力。如何有效地降低举报成本？问题的关键是要让酿成高昂举报成本的人“买单”，如：搞违法乱纪的李信之流，与被举报人李信沆瀣一气之徒，以及李玉春举报时，多次求助而又久拖不决的有关部门都属严肃追究、查处之列。沉重的举报一事，告诫人们，建立必要的“拖延举报查处追究制度”和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已不是可有可无之事，而是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