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者近期走南闯北对煤炭农民工的采访中，有不少开明矿长发话：“记者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问谁就问谁，是对企业的促进。”也不乏对采访有戒心的：“农民工意见最多，小心记者给咱捅漏子！”有领导的示意，害得一些企业和地方的工会主席小心翼翼，生怕记者写“负面报道”，有的甚至说：“老杨你不要再找农民工了。这样采访我这个主席就当不成了！”但不管是配合支持，还是勉为其难，记者还是一次次走进农民煤矿工集居的单身宿舍或自建、租住的茅棚，倾听到了他们的心里话。
“咱们干的是临时活，挣的是临时钱，协议期干满能安安全全回家就是最大的希望。”这是不少农民煤矿工的内心表白。由于从1997年国家取消了给予农协工3%转正的政策，使许多人感到将来生活归宿还是回家务农，前途渺茫，再加之井下受工伤落下病根又不办养老金，年龄大了回乡生活没有着落，觉得在煤矿干下去没有盼头，没有奔头。不少人都是抱着这种雇佣思想干一天算一天，条件不好就不上班，挣钱太少就“挪窝”，有点积蓄便走人。在民营小煤矿的农民工，下井挖煤更是单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谈不上对企业的认同感与归宿感。记者接触过的不少农民煤矿工反映，他们对学技术没有兴趣，说技术好、业务熟的在矿上只能多干活，干条件最差的活，工资并不多拿；就是练一手井下好技术回乡后也没用处，照样当农民。于是，就造成目前井下“大工”少，“小工”多，熟练工紧缺、技术工断层的现实。
“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作业时间长，挣钱也不多。”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煤炭农民工的普遍反映，其中渭北一些衰老矿井更为突出。由于采煤多年，越采离井口越远，采掘工每天从上班点名到下班基本都在14至16小时左右，最长达20小时，造成不少农协工特别是新工身体上难以承受；而不少煤矿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仅在800元至1000元之间，个别县办矿农民工一月才三四百元。这样的收入不但与付出不相称，与社会上其他行业的收入相比也显得偏低。据反映，还有一些地方煤矿管理者为了图省心，将掘进和采煤发包给包工头，由包工头组织农民工进行生产。包工头为了赚取最大利润，往往无视工人疾苦，任意加班加点，劳动强度之大使许多农民工吃不消而另谋生路。
“罚款数量太大，而且多是没名堂的罚款，我们实在对此气不顺，心里不能平衡！”几位农协工说矿上对他们的罚款名目繁多，有“三铁罚款”、综合罚款、集体摊款及材料费超支罚款等，常是说不清到底因啥罚款，罚的款到哪里去了。据有关部门对一家国有统配煤矿的调查表明，那里除了矿职能科室多头罚款外，各区队每月对农协工的罚款都在50元至150元不等。街道上一把锹才5元钱，而队上却按10元至20元的罚。有位农协工某月工资400元，就被罚了200元。该矿的不少安检人员不敢罚职工子弟协议工，专罚农协工，农协工只好以送烟送钱，请吃饭的办法，“私了”安检人员的处罚。一位农协工还透露了他们心中的机密：“平时我们对罚款敢怒而不敢言，有时在井下也搞点小破坏，以发泄不满！”
“不怕出力流汗，就怕工伤致残。受伤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我们身心受到的是双重伤害！”这娓娓而谈的诉说，道出了农民煤矿工的切肤之痛。工伤医疗问题不但在民营小煤矿反映强烈，在国有大矿也同样存在。由于不少企业有这个“规矩”：一旦采掘队出现工伤并经矿上认定后，安检部门要对该队进行一定的经济罚款。因而除重伤外，采掘队对于受轻伤和微伤的协议工一般不按规定作工伤处理，只是介绍到矿医院（或卫生所）进行有限的免费治疗，治疗期间队上按病事假对待。而一些煤矿的医务人员对伤者往往是重伤当轻伤治，轻伤当没伤治，不愿给用质量好价格贵的药，致使伤病情一再拖延。一位采煤农协工脚部受伤化脓，到矿医院治疗时受到冷遇后，一气之下自己忍痛用刀片划破患处皮肤排除脓血。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煤矿对全年的轻伤治疗费用一次性给医院包死，医院追求的是工伤患者越少盈利越大，渐渐失去了为煤矿伤病员服务的动力。
“这就是矿上发的劳保胶鞋，穿不到一个月就裂开口子！”采访中，一位河南口音的农协工指着床头一双脱胶破裂的雨鞋说。近年来，煤矿企业的各项费用实行承包，由于资金等原因，井下采掘工人的福利设施和劳保用品很难全部到位。不少煤矿的农民工反映劳保用品不能按时发放，发放的质量也不够稳定。还有农协工反映集体宿舍里是定时供水，单身楼厕所里常是脏乱不堪；夜里升井下班后，澡堂热水很难保证，浴池烘补工作服的安排不到位，他们常穿着潮湿的作业服下井生产；夏季没有降温补助，冬季没有取暖补助；个体矿农民工文化生活单调枯燥，不少国有矿单身楼职工活动室设备老化，有的已锁门或被占用等等。煤矿农民工对这些也颇有微词。
此篇报道就此打住，这仅仅是采访中听到的农民煤矿工心里话的择其要者，愿能引起企业和社会有关方面的重视。
本报记者 杨明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