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刘三余
“二尺五的高帽子是假的，可谁都愿意戴。”一提起这句俗话，我就很自然地想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香港还未回归前的沙头角之行。那次，我们一行3人：报社记者、乘警队副队长徐保国和我。兴冲冲到了出境检查站前，递过出境证，正要拔脚过关，不料负责检查的武警战士却拦住了我们：“对不起，你们今天不能过去，明天才行。”接过出境证来看，这才发现公安局的同志给我们填错了日期。可我们安排的沙头角之行也只有一天，错过了今天，就等于没有明天。对我们充满神秘意味的“资本主义”的沙头角近在咫尺，却不能就此向前逾越一步，几个人岂不急煞！
于是，我们就轮番给哨兵说好话，但这哨兵横竖软硬不吃，眼看着这事非黄不可的时候，距我们前方五六米远的武警营房内走出了一位军官，出了房门就扭头朝沙头角方向走去。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唯一的希望，也就只有靠这位军官的通融了！三人看着他愈走愈远的背影，半张起嘴巴，却一时叫不出声来。我当时的脑子在急促的回旋：从他影影绰绰的背影看，他不可能是团长。那么，喊人家营长？他要是连长就不会理你；喊人家排长？人家是个连长听了更不高兴，还会理你的茬！就在我和记者一筹莫展无计可施的关键时刻，就见徐保国手臂高扬，大叫一声：“首长！”一声落音，那走远的“首长”果然停住了脚步，转身走到了我们跟前。我们陪着笑脸刚说完事情原委，这位善解人意的年轻“首长”就撕下临时出境证的一角，说明作废，并很潇洒的抬起右臂作出了一个“请进”的姿势。
事隔多年，那次沙头角之行的印象，已经渐渐淡漠，而惟有保国同志那一句“首长”的叫喊，至今难以忘怀。要说文字功夫，记者自不待说；玩了几十年文字的我自信也比保国强出许多。但在那个特定时间特定场合，“人情练达即文章”，常年走南闯北的保国的机智就派上了用场，而我和记者在事后，只能发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