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世界上廉洁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这除了得益于它的高薪养廉制度以外，还得益于其对贪污贿赂行为的严厉处罚。从以下几个案例可见一斑。
黄循文，新加坡环境发展部原政务次长。1975年，因接受外商2000美元的旅游费，被判刑四年。
郑章远，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原部长。1986年，他的一个老朋友承认曾于1981年和1982年分别向他行贿40万元，帮助发展商取得土地。案发后，郑章远以为凭与李光耀的私交，李会压下此案。但李光耀不徇私情。郑最后畏罪自杀，他留给李光耀的信中称，自己是“用自杀来表达对新加坡法律的尊重”。
格林奈，新加坡商业事务局原局长。其在任职期间，曾因政绩显著被评为“杰出公务员”。1991年，他以购买新汽车为由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付款后他却没有购买汽车而是改作他用。他的行为被发现后，法院以“欺骗银行的行为”判处其监禁一天，进而他被政府开除公职。然而，处罚最为严重的是，他50余万元新币的公积金和30万元新币的退休金也因此被取消。
杨胜德，新加坡贸易发展局原局长。1994年初，新加坡法庭判决杨胜德犯有22项贪污罪。他被判必须在半年之内偿还过去5年所贪污的钱，并且要坐牢四年。他是因在任内介入古董买卖，开立不实发票，赚取中间差价而案发的。
由此可见，有的被告人所犯的罪行虽然很轻，但依然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因为，在新加坡，任何行贿、受贿都最高可判五年监禁或至少10万新元（约合49万元人民币）的罚款，或两罪并罚。一旦被查出有问题，公务员就不仅要受到经济惩罚或刑事处罚，而且丢尽脸面，以后将很难在社会上找到相应的工作。特别是退休公积金将同时被没收，这对一个公务员来说是得不偿失的。
公积金制度实际上已经成为新加坡政府以严养廉的强大后盾。对贪污犯罪分子具有巨大的威慑力。因为，新加坡的公务员退休后没有专门的养老金或退休工资，而是领取在职期间积存的公积金。公务员每月积存的公积金相当于工资的40%，其中，18%由个人承担，其余的22%则由单位补贴。职务越高，工龄越长，公积金就越优厚。而一旦发生贪污受贿行为，在刑事处罚的同时，公积金将被全部没收。 （新华）
启示：“高薪”加“严惩”。尽管我国的经济基础还相对薄弱，公务员队伍还很庞大，但高薪养廉制度已开始在某些城市试行，于此同时，对职务犯罪也应作出更严厉的经济及刑事处罚。比如像新加坡那样，在对职务人员犯罪作出刑事处罚、没收非法所得的同时，视情节没收其公积金。虽然并非治本之策，但对抑制职务犯罪无疑会起到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