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信
一九二四年八月三日，鲁迅，孙伏园，夏元〓三位完成了西北大学暑期学校的讲学任务，在暑期学校尚未结束之时，提前返京，陕西方面有设宴饯行之举。谁是设宴饯行的主人？孙伏园先生四十年代回忆此次陕西之行的文章中没有提及，五十年代，同样是回忆此行的文章中曾专门提到易俗社，亦未涉及此事，到六十年代就提到了，为什么时隔三十八年，首次把设宴饯行一事提了出来呢？原来，孙先生竟然记得一九六二年是陕西易俗社成立五十周年，所以特意“把鲁迅先生和易俗社这一段有意义的历史回忆出来，作为易俗社成立五十年庆的贺礼”。这篇题为《鲁迅和易俗社》的回忆文章，就发表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十四日的《人民日报》上。去年，我写文章改正了孙先生在该文中断言鲁迅亲笔为易俗社题匾“古调独弹”不确，这里面就此文中“设宴饯行”一节加以辩正。
孙先生说：“在西安待了二十来天，我和鲁迅先生与夏元〓先生三人要先返京，临行之前，易俗社特设宴为我们饯行。鲁迅先生平素是不愿参加这种繁文俗礼的，但由于他对易俗社颇有好感，因此欣然赴宴……台下除我们三位宾客外，就只主人十余人。其他再无旁人，我们一边看戏，一边畅谈，一边就餐，这是我从未享受过的一次极饶风趣的宴会。”孙先生的回忆，绘声绘色，也堪称生动，何况，孙先生又是当事人之一，应该是信实无疑的了。然而，在学术研究上，这也只是孤证，孤证不立，倘要“立”，还得有旁证。在这件事情上，旁证并不难找。其一，是当年当月次日的《新秦日报》，其二是鲁迅当年当月当天的日记。
先看《新秦日报》。一九二四年八月四日《新秦日报》消息称：“闻刘兼督昨夜（三日）在宜春园设宴欢送学校讲师，与陪者有教长马凌甫，西大校长傅铜等人云云。”消息中未点鲁迅先生等三位的名，但次日离陕者，仅此三位，其余诸位讲师的离陕在十多天之后，自不在设宴欢送之列。消息中的刘兼督即刘镇华，时任陕西省长兼督军，媒体称刘兼督。刘是积极支持和关注这次暑期学校的最高当局，作陪的是省教育厅厅长马凌甫和西北大学校长傅铜，后二者为暑期学校的直接领导和具体实施承办者。半个月前，暑期学校开学典礼上，刘兼督未能出席，特派“省长代表”郭涵，“督军代表”范滋泽与会，也曾载之《新秦日报》。这次饯行，刘兼督亲自出面，教育厅、西北大学一把手作陪，可谓等级最高，礼遇极隆，十分重视的了。报纸只说饮宴饯行地点在宜春园，并不提易俗社且不提演剧，何故，不知。而宜春园就是易俗社的所在地，则是不错的。
再看一九二四年八月三日的《鲁迅日记》：“……晚刘省长在易俗社设宴演剧饯行，至夜又送来《颜勤礼碑》十份，《李二曲集》一部，杞果、蒲陶、蒺藜、花生各二盒。”据此可知，离行的这一天，鲁迅先生和刘兼督有两次接触，一次是饯行宴会、一次是接受礼品。至于礼品是否是刘兼督亲自送来，“日记”未详记，不过这也不重要。以我之见，刘兼督亲自致送的可能性大一些。
两则旁证，足以证明，并非易俗社设宴为鲁迅等人饯行，设宴饯行者是刘兼督。孙伏园先生的回忆，显然是错了。如果我们再从情与理两方面来考虑，也可说明问题：七月二十日暑期学校开学伊始，有隆重的仪式和宴会招待，八月三日又有高层出马的宴会演剧饯行，这就有始有终，有迎有送，因而合情合理。倘若客人临行，而主人不闻不问，反而让一家八杆子打不上的民间剧社设宴饯行，那才是怪事一桩，即使在今天，也不会如此，在八十年前，更不会这样。假如我们从客人鲁迅的角度设想，以他的性格，也不会“欣然赴宴”的。事实很清楚，饯行的主人是地方最高当局，易俗社为饮宴演出助兴。作为演出助兴的一方，无缘与三位客人“一边看戏，一边畅谈，一边就餐”，这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
孙伏园先生回忆失误之原因，或者是因为回忆之时没有查阅《鲁迅日记》，但更可能的怕还是“日记”也查过了，只是有意回避那位军阀刘镇华刘兼督：为鲁迅先生等设宴饯行，是好事，好事不能让军阀掺和其间，索性隐去。岂不知，这样一来，孤证也就变成伪证，不足信了。其实，军阀与饯行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全然是两回事。这当然不能深责孙先生，六十年代的意识形态的强大排斥性，造成历史原貌的失真的事情，非此一件。可怪的是，八十年代还有人为孙先生曲意圆场，说当天刘镇华有事未出席饯别宴会云云，这就不可理喻不可原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