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旭初·
四川省人大审议该省审计厅的2003年审计处理结果的报告，几乎所有的代表在发言中都谈到，本次处理结果，只是对一些低级别、低层次的官员、干部进行了处理，而对那些涉及金额巨大的责任人，却没有进行任何处理。
审计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披露问题，更在于落实和追究责任。小官违规违法，当然要查处，然而大官违规违法，同样必须查处。但现实是小官出了事查处易，大官出了事查处难，这也不只是四川一地的情形，而是颇有普遍性。
问责受到级别限制暴露了一个体制性的弊端——责任法制化的缺失。国家治理需要明确责任法制化，而人们往往倾向于追逐权力法制化，忽略责任的法制化。这样一来，由于个人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成本太低，进一步强化了政府机构各部门追求权力的冲动。而一旦权力被滥用，追到哪一层的领导，就成了一笔糊涂账，所谓严格执法、依法行政也就无法兑现。
问责受限的危害不仅在于让当事人逃避了责任，更在于损害了党纪国法的权威和尊严，而如果这种现象成为一种“潜规则”，那么其“导向效应”就更为可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