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前的9月7日晨，我带着陕西省文史研究馆庆祝建馆五十周年时编印的大型画册《长安墨宝》和专门制做的“长安雅集”瓦当，到达北京，下榻在同北师大仅一路之隔的北太平庄远望楼。后即与侯刚教授联系，请他向启先生约时间。侯刚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任北师大校办主任。20年来，学校委派他为启先生日常工作的联系人。前不久，他出版了新著《启功画传》，以详实的图片，记述了启先生的人生和事业，深受读者欢迎。他正在参加筹备9月8日开幕的启功书画展。下午三时，侯老师告诉我，启先生要我下午四时半到他家里。
我如约准时来到启先生家中，侯刚老师已在座。进门后，启先生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
启先生曾于1989年来西安时，为陕西省文史研究馆写过一幅行书立轴（132CM×64CM）自作诗：“关中文化溯周秦，解放新天又日新；四秩喜逢开国庆，赓歌高馆聚耆绅。”现珍藏在我馆。2003年10月，启先生年事已高，眼疾严重，还为我馆建馆50周年题字：“祝贺陕西省文史研究馆建馆五十周年。”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常请启先生为自己的著作题写书名。1985年，我要出版一本小书《唐太宗轶事》，想请先生题签，又觉得书不厚，不好意思。先生却在一张宣纸上，连写了三个半“唐太宗轶事”，供出版社选用，那个“半”，是只写了“唐太宗”三个字，觉得不满意，圈掉了。我在陕西省文史研究馆任职的10年间，先生一直在中央文史研究馆任职，在全国或部分省市的文史馆会议上，我常能和先生见面，嘘寒问暖，尽一点学生对老师的心意。
想着启先生对陕西省文史馆和我个人的关心和鼓励，我怀着尊敬和感激的心情，从沙发上站起来，双手将《长守墨宝》递给先生，并申明谢意。先生很高兴，连声说：“好，好。谢谢，谢谢。”一边说着，一边看着画册。先生和我说了一些中央文史馆的事情，接着拿过一函线装书说，函内装的是隋代智永所书真草二体千字文影印本。原件本为日本皇室收藏，后被小川为次郎卖掉五幢别墅买来交出版社影印出版的，非常珍贵。启先生访日时，整整看了两天原件。上海书画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了《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先生找出了他手头的一本送给我，并安排再买10本给我，还反复问够不够。我告诉先生，陕西文史馆现有书画馆员、研究员六七十位。先生笑了，开玩笑说，那我送不起。我说，带几本送给在西安的喜爱书法的北师大同学即可，剩余的赠省文史馆图书室，想看的同志可以随时借阅。先生说，是。
不知不觉中，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怕过分劳顿先生，我起身告辞。两年前的9月7日，北师大百年校庆，我们几位同学相约，去启先生家中看望时，先生还亲自站在二楼楼梯口迎接我们。而今年，却是坐在一楼书房的椅子上，写字台边放着轮椅。看到先生身体已不如两年的康健，我诚恳地握着先生的手，希望他多保重身体。先生却乐呵呵地说：我现在有八条腿，四条肉腿（他指着两条腿和两只胳膊）和四条铁腿（指轮椅的四条腿）。就是眼底黄斑严重，看不清楚，写不成字。我一边安慰先生，这是老年人的常见病，不太要紧；一边在心中默默祈祷，祝先生健康长寿。临走时，启先生赠我一本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启功草书千字文》。
9月9日下午5时，我就要离京返陕了。三时许，我准时到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艺术专业主任秦永龙教授处辞行。永龙兄和我是北师大同班同学，毕业后留校随启先生研习书法，在汉字书法理论与实践方面卓有成就，为书法专业博士生导师。一见面，他一边擦汗，一边对我说：“我刚从琉璃厂回来，中午启先生打电话，要我马上去琉璃厂。我以为先生出了什么急事，赶到一问，先生说，我给姚生泉买字帖来了。我才放了心。字帖没有买到，我送启先生回了家。已派了四个学生到西单等处去寻。”我一听，93岁高龄且身体有病的先生，行动靠轮椅，却不顾天冷，亲自到离北师大很远的琉璃厂去给我买字帖。我真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我因要赶火车，没有时间当面向先生致谢，一再托永龙兄当面向先生转达我的谢意。过了几天，永龙兄带着12位书法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来西安，亲自将10本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发生的《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交到我的手中，了却了启先生的一桩心愿。
启先生是北师大中文系的终身教授，现在还在带研究生。启先生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是实践北师大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典范，也是我这个北师大学生终生学习的榜样！ （姚生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