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鸿恩·
旧时过年有歌谣说：“新年来到：糖瓜祭灶，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头儿要顶新毡帽，老婆儿要吃大花糕。”想那时的老百姓实在可怜，劳苦了一年，才有这么一点儿要求，真不算高。可是就这点要求有许多人往往还得不到。喜儿过年的时候就没戴上花，杨白劳戴的仍旧是破毡帽。
现在的春节可是不得了。除阖家团圆，走亲访友、旅游观光之外，文化庙会、银幕荧屏、舞台舞会，吃喝穿用，与旧时代相比，与“全面专政”哭丧着脸吃忆苦饭时代相比，简直恍若隔世。没人讨厌过年，也没人不愿意过年，尽管过年的公休日比工作日还累，但人们仍然喜欢过年。过年时即使是老人也绝少拥被高卧、鼾闻户外的，而孩子们也都能够经受住晚睡早起的煎熬，过年嘛！就是图个乐呵。
过年的标志我总结大致有三条。第一条是吃，第二条是穿，第三条是吉祥企盼。不信，可以把新年的所有活动都归一归，大抵离不开这三条，而且穷富也都如此，只不过档次不同罢了。过去有钱人过年铺张，不用多说。杨白劳算是最穷的了，可他老人家过年也称了二斤白面，扯了三尺红头绳，吃穿兼顾，最后贴门神，企盼大鬼小鬼别进来。当然，吃穿盼这三条平时人们也极为注意，但远不如过年时那么强烈。
过年的年饭制作，一股说是每个家庭的重头戏。尽管如今过年各大饭店爆满，但在超市里大宗采买也是入挤道塞，尤其是正月初二，毛脚姑爷谁都想露一手烹调手艺，钱钟书先生说：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转了弯的，不朴素的人生观，辨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舌头代替了肠胃。钱先生论吃饭，要我看说成吃年饭更为合适。我们的年饭就是属于“主权旁移”的。老辈人常说，过年么，这饭不能马虎，色香味形都要讲究。这倒是感官的要求要强烈于肚皮的要求，虚的东西往往胜过实的。
大年三十过年，“当当当”的剁菜声便从每个家庭的门窗中传出来——要包饺子了。作为年昧之一这剁菜声如今不那么响了。年饭中的保留节目——包饺子，形式虽没变，但内容（陷）却极大的丰富了，眼下“三鲜”不叫鲜，五鲜六鲜也一股，精肉、鲜虾、鸡胸，海贝都切成小丁，无须剁菜。所以，从这剁菜声的消失，似乎也可以证明人们的生活水准确实提高了一大截。
过年对吉祥的企盼是一年当中最为空前的，这从一个“福”当中就可以得到全部体会。大发财源，金玉满堂、富贵临门、招财进宝、日进斗金、黄金万两、出门见喜、抬头见喜等等，无一不是希望福祉降临。尽管人人都知道作为这种企盼的形式，窗花啦，春联啦，都是属于空头支票是虚的，尽管有的人被拖欠了工资，尽管有的人住房被野蛮拆迁，甚至出现了大小不等的天灾人祸，但人们还是盼呀盼的，仿佛没有这种盼也就没有了年。最近几年有人把过年的种种活动归结为“年文化”来研究，这确实不错，也确实有可以研究的地方，就拿这种企福心理来讲，虚的总是代替实的，实的退居第二，虚的却经久不衰，何其故也，这有待于年文化研究者来研究。当然，这样的提法并不意味着否定过年当中的祈福活动，这毕竟是一种风俗。
过年，人们见面互道“春节好”，老人们则互祝“恭喜发财”。这些年盼发财的人多起来，新派人物更注重发财。只要手段合法，发财没人不鼓励。不过，真想发财，还得玩实的，虚的总是不行。我们只有埋头苦干、拼命硬千才能与发财沾边儿，否则总是玩虚的，那就发不了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