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
对作家文人来说，写文章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但还有更天经地义的事就是自己办刊物，办报纸。
前几年闲得无事，我大部分时间在看中国文化名人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录。有几天，看中华书局出的《胡适来往书信选》，见傅斯年对胡适说过这样的话：“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纸。”（见该书第172页）。除去傅斯年本人的政治态度不说，应当承认，办报刊确也是知识分子最该做的事，别人代替不了的事。由此我不禁想起了一个人：储安平。
书中就收有储给胡的三封信，是储为了办好《观察》向胡约稿并请他任撰稿人而写的。储办的刊物，1946年春天开始筹划，第二年9月在上海出版。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发行了113期，订数从开始的400份，上升到10万多份，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很难得的，足见读者的欢迎程度。
1947年大年夜，储给胡写了一封长信，谈到刊物的情况。在除夕还想着刊物，这可真不容易，看来啥东西都得是自己的，才爱，才老是想着。
作为后学，储给胡的信特别诚恳。他在信中说：“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当时刊物的第一卷已出到24期，刊物给读者的印象如何？储对胡说：“这确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居中的。”储在英国呆过一段，受过费边主义思想的影响，作为新月派的第二代才子，储身上具有一种自由知识分子的气质。对于他的办刊方针，自然可以见仁见智，但它的确体现了现代的新思想和传播观念。
储当时办刊物很辛苦，开始的时候，什么都要管，从版面到钱财，四处奔波，可以说完全是自找苦吃。他的目的就是：“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长线放远筝，三五年后或者可有一点成就。”储当时想得很远，他认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就该干知识分子该干的事。刊物起步的时候，股款难以筹足，在最困难的时候，储回忆说：“当时南京方面约我几次，我都未加考虑，因为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刊物出版以后，我除了我的寓所、社里、学校三处之外，任何集会不参加，任何人物不周旋，这就表示，我不以这个刊物为私人进身之阶，不以这个刊物为活动的根据。”常看到一些作品和文章谈知识分子的性格，多数用外国的人作比，其实我们这里也有许多现成的例子。
现在刊物报纸不能说少，但都是吃“皇粮的”。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可问题是咱不想吃“皇粮”，想自己另起炉灶，到了后来，正好有风声传出来，说是要减少“皇粮”，或者不给了，而我们却反倒好像快成了要饭似的，变得满肚子牢骚了。
有时候不服气，心里就想，自己真成了要饭的？一说就是不养了，谁养谁呢？要真让作家文人自己做饭，不是养不养的问题，而是侍候不侍候的事了，那时怕不是变着法儿把作家赶走，而是得想着法儿把他们留住。我们再来看1947年9月储给胡的又一封信，信里主要说了刊物的经营情况，说：“我们最近开了股东会议，去年一年，盈余二亿三千三百余万。办刊物本来照例是赔本的，本赔完，就关门大吉。我们实在没想到会赚钱，而且赚了这许多。一千万的本钱，在一年中赚了二十倍。”可见，刊物办得有人看，也不是没有前途的。而失去“铁饭碗”无人供养的局面，的确是很严峻的。可是难道作家文人就非下海不可么？刊物和报纸呢？为什么不可以动手办呢？为什么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