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飚
古人读书，多抄录，究其原因，除得书不易外，与潜心做学问有关。东晋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专家葛洪（号抱朴子）就很重视抄书。《晋书·葛洪传》说他一生之中，“抄五经、史（记）、汉（书）、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匮药方一百卷，时后急方四卷。”似葛洪这样勤于抄书的，举不胜举。
梁启超的《治国学杂话》一文中向人们推介一种读书方法，就是“抄录或笔记”。他说：“这种工作，笨是笨极了，苦是苦极了，但是真正做学问的人，总离不了这条路。”还详细介绍说：“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抄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当读一本书时，忽然感觉这一段资料可注意，把它抄下。这段资料，自然有一微微的印象印入脑中，和滑眼看过不同。经过这一番后，过些时碰着第二个资料和这个有关系的，又把它抄下，那注意便加浓一度。经过几次之后，每翻一书，遇有这项资料，便活跳在纸上，不必劳神费力去找了。这是我多年经验得来的实况。”
鲁迅先生也重视抄书，为辑录《古小说钩沉》，他从多种类书中摘抄珍贵资料的纸条，就不下五千张。鲁迅先生抄书，多按唐人韩愈提过的“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的办法去做。也有全抄的，在北平教书时，他就全抄了古籍善本《谢录后汉书》。像鲁迅先生这样的大学问家，日常要教书，又要写作，还得参加社会活动，指导青年作家，每日的时间一定安排得很紧，但他在读书时还要坚持抄书，可见抄书对积累知识、研究问题、写文章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