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喜堂
资本主义为何“垂死”而未死？近读哈佛商学院商业历史教授托马斯K·麦克劳所著的《资本主义世纪》，我寻求这一问题答案的企图虽未实现（事实上，这是一本评述资本主义成长史而非衰亡史的书），却也别有发现，即资本主义迄今未亡，或许与资本家包括企业家、金融家以及经理人端的狡猾不无关系吧。
按照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资本家的巨大财富积累，无疑来自对雇佣工人创造的这部分价值的榨取。对马克思的这一学说，我至今坚信不疑。比如被称为美国商业史上“传奇英雄”的亨利·福特，凭着他于1908年推出的“T型车”（一种简单耐用的敞篷轿车），并采取大规模生产和低价促销战略，不仅使他在近20年间稳坐美国和世界汽车市场的头把交椅，亦为他带来了1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不过，令人惊异的是，尽管采取标准化生产和流水线作业，工人的劳动强度非常大（当然，创造的“剩余价值亦大），但福特公司却不曾闹过“工潮”。个中原因，恐怕便在于老福特在处理劳资矛盾上的“狡猾”了。如该公司在连年获取高额利润后，不等工人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即在1914年主动宣布大幅度增加工人的日薪，一天5美元，比当时美国企业通行的工资标准高出一倍不说，并且把工作时间由9小时降为8小时。进入20年代，福特公司又率先把周工作日从6天改为5天。当然，老福特并不傻。上述改革乍看增加了工厂成本，劳动时间亦被削减，但大工业化生产以及设备改造和技术进步，却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创造的“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语）并未减少。何况这样做还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使工人能够以较充沛的精力投入新的工作，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二是工人收入增加了，不啻又为汽车市场多了一个潜在顾客也。同时，亦软化了劳资矛盾。如是看来，你能不叹服资本家真他妈的狡猾了。
当然，这类狡猾并不限于一个老福特，只是各有各的高招罢了。如上世纪20年代日本企业普遍采用终生雇佣与资历工资（尽管能享受这一待遇的主要是大公司的熟练工人，且大都集中在男性雇员），对稳定企业技术队伍，以及缓解劳资矛盾，其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据说随着近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这一制度亦正受到冲击）。调整劳资关系，也离不开满足工人的某些政治需求。这方面，只要不损及资本家的根本利益，资本主义亦愿作出某些妥协。即如20世纪50年代初，联邦德国便通过了“共同管理”法。其中明确规定，在500人以上工厂，监理会中工人代表应占三分之一。同时，工人可通过工厂委员会影响管理云云。这种经济民主，既满足了工人的政治需求，又减少了投资风险，资本家又何乐而不为呢。
此外，像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法，建立庞大的福利体系等等，都不难看出资本主义或资本家的“狡猾”所在：盖任何社会，要是忽视社会正义，公平竞争，或不能建立相应的利益分享机制，则极可能危及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试想，在一个矛盾尖锐，危机四伏，充满恐慌、失望甚至怨恨情绪，并因此诱发政治动荡乃至暴乱或革命的社会环境中，经济又怎能正常发展，资本家利益又如何保证呢？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家的“狡猾”，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如迫于工会和工人压力，抑或对经济大萧条以及缘此激化的社会矛盾的恐惧记忆），归根结底只是出于维护资本家利益罢了。用马克思的话讲：“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指资本家）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如是，资本家的“狡猾”，看来主要在于他虽嗜利成性，却又深谙“有钱大家赚，自己才有得赚”的道理，从而能够——尽管往往被迫的——用理性约束自己欲望罢了。
不要小看这种“狡猾”。读读时下国内媒体有关“民工荒”的报道，不难发现目前国内企业家缺的，恐怕正是这种“狡猾”。据南方一家媒体称：珠三角改革开放20余年，迄今民工工资仅增加了80余元。工人待遇如此之低（月工资普遍五六百元），工作时间又往往长达十一二个小时，还不发加班费，不闹“民工荒”才怪哩。同时亦导致劳资关系紧张。有的企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采取罢工维权的事儿也时见于媒体。现在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窃以为一是鉴于随着我国经济多元化发展，诸如劳资矛盾、分配不公、贫富差距之类问题亦日渐突出；二是相关制度、机制（如利益分享机制）滞后，未能跟上。如是，对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对此类问题自是责无旁贷，须设法解决；对国内企业家或社会而言，我看亦不妨学学西方资本家的“狡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