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朔风
罗伯斯比尔是一个备受争议然而又不无悲剧色彩的人物。1794年7月28日,他被厌倦了流血的人民推上断头台。在赴死之际,他依然坚信,是人民背叛了他,背叛了革命。
随着这颗头颅的被斩剁,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宣告终结,法国大革命的高潮也过去了。这场空前壮观的人类政治理念的实践,嘹亮着激动人心的号角,洋溢着理想主义的热情,也洇透了无辜的鲜血。现在,一切都终于平静下来。
但是,革命所鼓噪的民主、自由、平等又有多少成为现实?那种建立公意至上社会的理念,仅仅只是理想?不会有人否认,罗伯斯比尔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忠实的卢梭思想的追随者和实践者。对他来说,为了这理想的实现,就必须把人民推向神坛,进而推向祭坛。
在罗伯斯比尔的信念中,公意的基础必须落实于道德诉求之上,而这个道德的主体就是“人民”。但“人民”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产生纯洁的公意?只能通过人民自己——直接民主。因此,革命者在人世间所要建造的就是一个道德理想国。也只有在这个理想国中,公意才能通过直接民主得到表达,主权在民的辉煌思想才能得以实施。
那么,这个公意至上的道德理想国对于个人自由又意味着什么?法国大革命的精神缔造者卢梭曾这样说道:
“为了使社会公约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它就默契地包含着这样一种规定,——惟有这一规定才能使其他规定具有力量,——即任何人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
这是一种绝对的自由,一种建立在暴力的基座上而又闪烁着虚幻的理想之光的自由。这光辉使罗伯斯比尔迷醉,他确信,这种自由就是终极的自由,革命所树立起来的公意就是真正的公意,——这里不存在异议的表达。
1793年,终于掌握了革命权柄的罗伯斯比尔公开表示:“对新闻实行严格的监督,毫不留情地制止新闻界乱说。”
对他和他所领导的雅各宾派而言,他们代表人民,代表公意,而谁表示反对,谁就是反对人民,反对革命,就是公然与公意至上的理想为敌。而为了这理想,个人的自由是被否定的。在为理想而战的奋斗中,也就理所当然地有了镇压和流血。
1793年3月,革命法庭成立。一位雅各宾派党人要求法庭应该不受法律程序的牵制。8月8日,国民公会公布法令:“查禁所有阳奉阴违的学院、学术机构、医学机构、艺术机构、法律机构。”8月10日起,逮捕所有“反革命”的作家、记者。革命者举起革命正义的旗帜,抛弃了宪法,开始磨刀霍霍镇压所有国民的自由。
8月25日,《巴黎新闻报》的迪罗苏瓦被推上断头台,成为革命法庭处死的第一个新闻记者。旋即,一切政府之外的文化媒体和知识分子均惨遭横祸。《铁嘴报》等民间报纸要么被封闭,要么就闭起眼睛为雅各宾派唱赞歌。
但是,没有表达异议的权利就没有自由。取消了表达自由和个体生命保障的理想国,只能酿造成一个用“公意”和“民主”来遮羞的多数人的暴政。这种假借了人类理想的民主,只能招致自杀式的毁灭。
罗伯斯比尔至死都不明白,为什么曾经拥护过他的人民结果却抛弃了他。他同样不明白,一个真正的、现实的民主社会,必须回到宪政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