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超耘
在过去一个不短的时间内，我常为这么种现象困扰：许多在上个世纪二、三、四十年代早已闻名于世的文学大师，却于新中国建立后再也写不出轰动性的作品了，比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都是。后来，我又把关注的目光扫向史学、哲学界，发现一些著名的国学大师和文学大师们一模一样。熊十力，梁漱溟、陈寅恪、冯友兰等大师级的人物，解放前都思想追求进步，亦都有幸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1949年，上述之人除熊十力65岁，已年过“花甲”堪称老年外，其余的都在盛年。这个年龄段，正是一个人思想成熟，最能出大成果的金色季节。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大师之花，却不约而同地凋零于1950—1970年代中期。当然，如果仅是个别人写不出好的东西了，我们完全可以说那是“江郎才尽”。但实际情况不是个别是整体，就绝对不能简单地用“才尽”来概括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师之花在同一时期凋零？说来因由很多，可最根本、最主要的一条，则是新中国当时推行“舆论一律”等“左”的政策所致。众所周知，不论是史学、哲学研究还是文学创作，除过要求从事者具有很高的秉赋、才气、学识诸条件外，更有赖于思想的极度活跃和心灵的完全自由。思想极度活跃，才能新见丛生、新识迭出；心灵完全自由，才能登高望远，海阔天空，思人之不敢思，想人之不敢想，言人之不敢言。也只有具备了后者和前者的融化汇合，才能激发出敢为天下先的气魄，才能产生出标新立异的奇思妙想，才能培育出向习惯势力挑战的斗志。可是，当大师们满怀无限期望踏进新中国的门坎后，仅三几年时间，很快就转入身心的苦闷期。原来，国家推行全国学习苏联的政策，一切以苏联马首是瞻，“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充斥于各个角落和各个领域。而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完全面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允许有一种思想，别的都是“左道旁门”，只允许说一样的话，不允许有任何不同的话语存在、。所有这些，就从根本上限制了思想的活跃，堵死了心灵活动的空间，最后终于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在如此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熊十力、冯友兰们自然难以继续哲学体系的创造，茅盾、巴金们也必然难以写出堪与《子夜》、《家》相伯仲的作品了。当然，大师们中也有以保持心灵自由、敢以讲真话者在，但却无一例外地被扣上“离经叛道”帽子而遭到打击、批判。在这方面，梁漱溟和马寅初是著名的例子和典型。梁是新中国最早发现农村、农业、农民存在严重问题的智者；马是新中国最早发现生育失控而提出“计划生育”“节制生育”的贤人。可智者被赐予“用笔杀人”的黑冠；贤人被批为马尔萨斯的孝子贤孙。又接着，老舍自沉于太平湖，巴金相濡以沫的恩爱妻子被逼死。在这种现实环境中，希冀大师之花不凋零，就无异于缘木求鱼了。
有人会反问，开国之初中央不就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吗，怎么能说是“舆论一律”呢？是的，“双百”方针确实是那时候提出的，但，提出后没有认真执行和落实，却是不争的事实。何况，毛泽东后来又讲，百家实际上只是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也就在“双百”方针提出之后，知识界的一些“家”刚刚一“鸣”，就落入“阳谋”的陷阱中，被打成右派分子。
没有大师的时代，是令人遗憾的时代，大师之花凋零的时代，是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缺失的时代。大师之花其所以在五十至七十年代中期凋零，不但是大师他们个人的不幸，更是华夏民族的不幸。而不幸中的万幸，是在新时期以来宽松的社会环境下，由于“双百”方针得到全面、认真的贯彻，这才保证了一大批年轻才俊的成长。套用一首老民歌说的，“人材好像灵芝草，出土萌芽是小苗，众人担水及时浇，定会长得比天高。”我们有一万条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华大地将开出新一代大师的灿烂之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