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一版）作为小头目，他该怎么办？他决定再给杨伟名写信，请他出出主意。杨伟名的回信意外的快，他说，刘澜涛的历史他尽管不了解，但从现有的材料要给定叛徒，肯定是不行的。杨伟名特意点明，“从‘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情况看，可以断定是一些坏人想整好人。坏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才利用领袖发动这个运动兴风作浪。”杨伟名告诫刘景华，头脑要一定清醒、醒再清醒，切切不能随波逐流。
刘景华在杨伟名的帮助下，思想更加地明确了，立场也更加坚定了，便在日记上记了这么一段话：“文化大革命”推行的是一整套“左”的路线，“这种‘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完全是由×××同志、林彪××和其他个别同志所造成的，”不少同志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忠言谏劝，可是×××同志非但不听，反而借用青年学生的幼稚冲动，给予无情打击。”“这次的机会主义路线，比我党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更完备，程度更剧烈，表现更充分，因此给我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也更大，危害也更深，甚至达到令人愤怒不可遏的程度。”日记中他还说：这次运动“对广大革命干部，采取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历史上无与伦比”，使全党全国引起了空前混乱，党的队伍空前分裂，空前萎靡，”“多少干部受迫害，多少人被当成敌人对待，剥夺了政治权利，多少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多少国家财产毁于无影”。关于“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兴起，他在日记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因毛泽东同志对革命事业贡献很大，“正因为如此，在我们党内就逐渐形成了对他的偶像崇拜，似乎他的意见就绝对正确。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日记中还说：“三忠于”是“灌输愚民哲学”，“喊万岁”是“封建社会的山呼万岁。”而在具体落实刘澜涛叛徒问题他郑重地写道：“我看到有关揭发刘澜涛自首的材料，总觉得根据不足以说服人。”
时间过得很快，匆匆间就到了上报单行材料的时间，专案组全体成员开会。富于追求真理的血气青年刘景华，挺起腰杆理直气壮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刘澜涛的材料不充分且不能以理服人，因此不能定为叛徒。”
专案组的人大大吃了一惊。谁也没有料想到在“纯洁”的“革命派组织内”，竟有替刘澜涛说话的人。于是，会议出现了难耐的冷场。直到最后，总头头说话了，决定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少数服从多数，总算是结束了令人尴尬的会。
散会后，主张定刘澜涛为叛徒的人，严厉地警告刘景华，说他站的立场距革命路线有十万八千里之远。
（四）
刘景华被孤立了，他感到无限的悲愤与孤独。为了排除这种难耐的情绪，他决定二赴户县向杨伟名请教。由于自己的言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赴户只能秘密地进行。他捏了一个理由向组内请了一天假，然后于1968年的初春一天上午，独个儿上了西安开往户县的火车。见到自己的老师和朋友，刘景华和杨伟名两人很激动，和上一次不同，没有过多的寒暄，两人的谈话便直奔主题。杨伟名十分赞同小刘在刘澜涛叛徒问题上的态度与主场，他说，且不论专案组的人说刘澜涛是叛徒，就是再多的人跟着说，你仍要坚持自己的观点。接着，两个人又一次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其所以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据他1968年5月30日写的材料称，我和杨伟名两人最后取得的一致认识是，“×××同志现在搞个人迷信，使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一定影响。一个人一生都正确，就容易在晚年形成特别自信的情况，和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错误一样，都是左了而不是右了。我们既肯定×××同志在我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所起的伟大作用和建立的不朽功勋，又要指出他现在的确是犯了错误。我们对他的评价……一方面不能肯定一切，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否定全盘。1958年以前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的，1958年以后就向左的方向转了。到了现在，就发展成为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主要点在如何开展党内路线斗争上，也就是干部政策上。
由于深知自己周围的环境危险程度极大，所以两人这次会面的时间并不长，在取得一致认识后，杨伟名没有留小刘，而是要他赶快回去。于是，老少爷们洒泪相别。
然而，送走刘景华没几天，老杨又觉得言犹未尽，特别是他想再给小刘叮咛说话要讲究方式，不能只靠感情用事。特别是在识别人，要慎重，不能随便说心里话，严防上小人的当。老杨是个急性子，有了这个想法，他就立即决定亲往西安，去访他的忘年交小刘。这是杨刘第三次的会见，也是他们最后一次会见。告别后，刘景华在日记中写道：“目前这种全国万马齐喑的局势，何时才能动荡一下呢？像火山一样压在全国人民头上的左的统治，何时才能被推掉呢？”他还忧伤地写道：“中国呵中国，你何时才能见到光明？”从这两段话中，我们可以充分理解刘景华和杨伟名，对“文化大革命”的肆虐表示了无限的忧虑和悲愤。
实在不幸得很，正是由于杨伟名的此次来访，被那些警惕性极高的造反派们发现了。他们立即把刘景华控制起来，要他交待来访者是谁，可刘景华这个商洛山区长大的充满着山里汉子鲠硬的汉子，说啥也不说。造反派们没有了办法，便给他施用“车轮战”，即派人昼夜轮流审问，叫刘景华不能休息，不能睡觉。就这样，在数天的“疲劳轰炸”下，刘景华不得不说出了杨伟名的名字。杨伟名？虽然有些人不知道他的身份，但刘澜涛专案组的人对此名再熟悉不过了。于是，事情的发展给杨伟名和刘景华都带来悲剧性的命运。先是刘景华。从1968年4月17日开始以“现行反革命”批斗。但他态度强硬，拒绝认罪。实在忍受不了非人的折磨了，便写了这样一封绝命书：“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我捍卫的是马列主义的正确路线，五年后你们会知道，死去的人是无辜的，正确的。”遗憾的是在“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恐怖下，想死也难以实现，终被送进了监狱。1972年9月16日，省军管会决定以敌我矛盾性质按人民内部矛盾方式处理。同年10月12日，驻冶院工宣队领导小组和冶院领导班子决定给他留校半年处分；1974年6月发配商南铬矿。虽然名为分配了工作，实际上仍是待罪之身。
和刘景华相比，杨伟名的悲剧更叫人叹息莫名。当造反派获知他就是《一叶知秋》的作者、被毛泽东批为“彻底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杨伟名后，立即组织人马杀赴户县，联合当地造反派、召开了对他的批斗。那一天的户县大街小巷，贴满“杨伟名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大幅标语会场上到处高喊“揪出刘（景华）杨（伟名）反革命集团的罪魁祸首”等口号。但是，坚强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乡村哲人农民思想家杨伟名、自始至终都没有认罪。于是，得来的便是罚跪和一阵阵的拳打脚踢。受了如此大的侮辱，想起古人讲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含着悲愤的眼泪向儿女们写下了：“萤、茸（杨的二位女儿）、民（杨的儿子）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死以后简单埋葬……”于当夜和妻子刘淑贞双双服毒自杀。这一天，是1968年6月8日。
（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随着纠正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1979年6月29日，中共户县县委发出了《关于给杨伟名同志平反昭雪的通知》，正式为农民思想家杨伟名同志恢复了名誉。1979年12月15日，陕西省公安局批准给刘景华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附记：1998年11月，由于我采写一个农民思想家和他的“万言书”，始发现杨伟名帮助大学生刘景华正确对待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问题和从根本上分析“文化大革命”之所以错误的材料。其时，杨伟名同志已逝世整整30周年，刘景华同志彻底平反后，先在海南大学工作、后在广州一家公司任副总会计师。经过景华联系，他寄来照片和有关材料，但是，当年的日记和写的东西，都在交还后于平反时烧毁。幸运的是，当详查老刘当年的档案时，竟然在有关资料中发现所抄录的日记片段和相关文字，这对我写这篇文章起了很大的作用。
2000年5月31日—2005年4月18日商州——长安
刘景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摄于广州办公室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