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乾坤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尽人皆知。风俗不同，大抵受制于多种因素，也正因为如此，方形成了丰富多采的地域特色，欣然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怪么？不怪。然而有人怪之，不能不说是少见多怪了。少见多怪，致使陕西有了“八大怪”之说。有人还把它凑成十大怪，更有生拉硬拽编派出更多的“怪”，庸陋低俗，直是把无聊当有趣。
这些怪，大抵是对陕西并不了解的好事者所诌。“面条像裤带”，叫人恶心，本地人不会如此下作。“锅盔像锅盖”，那是民俗，既是“锅盔”，不大而何！“房子半边盖”，那是贫穷，盖不起前后两檐流水的上房，只能用这种厦子房凑合。“凳子不坐蹲起来”，那是农民农事劳作，相遇聊天，蹲惯了的缘故。“帕帕头上戴”，是因妇女出门时，春秋避尘夏避日的原因。“辣子一道菜”，那是因秦人好辣椒，又以面食为主，调味用以加餐之故。齐鲁人餐桌上顿顿有蒜，也未听什么人说它“怪”，川人湘人尤嗜辣，那辣椒非惟是一道菜，简直是道道菜的根本，却没有谁去说什么，为什么一到陕西，就“怪”了。还有另外的两怪，这里且多说两句。
秦腔的高亢激越豪放，被一些人外地人所垢病，又听不大懂，故有“唱戏跟吵架分不开”。殊不知作为梆子腔的鼻祖，秦腔自有完美的体系。以激昂的大净（黑头）戏概括秦腔，是以偏概全。看看拍成电影的《三滴血》和《火焰驹》，再发表高见亦不迟。至于秦人，没有绵软的苏白，没有响亮的京腔，自有其犷放大气之特点，涌动的正是先人的血脉，君不见《诗经》中《秦风》的诗句么：“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姑娘不对外”，是指出嫁姑娘不出本村，还是不出本地？若是前者，是将个别作了一般的歧见。若指后者，似乎农耕社会的外省亦是如此，通婚圈大都有几十里范围之内，唐人诗中，有“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之句，“舅姑”指公婆。在古代，因舅家姑家常通婚的原故。有通婚圈子，非秦地所独专，为何将此怪强加在陕西头上？
可见这些怪，本不是怪。何况风移俗易，这些所谓的怪，有的在消失，有的在淡化，有的在改进，继续的只有一两个。硬拼凑“八大怪”，大约也是犯了类似的“八景病”。硬凑的人有的是出于无知，有的是出于揶揄，有的纯属贬意，总之是无聊。始作俑者，是浮薄之徒，他们对陕西人文地理知之甚少，故而显露出轻浮之相。
这种轻浮，就见低俗卑劣的嚣然。“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就是这卑劣之谬种。此谬种至今还制匾悬于西安某餐馆门首：“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来碗面条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自我辱践，反以为荣，真教人尚何言哉。前几年我去山东曲阜，见一饭馆楹联曰：“德不孤，必有邻，仁里美乡歌善政；行守道，和为贵，远来近悦乐良朋”。相形之下，高者何其高，卑者何其卑，优者何其优，而劣者何其劣也。莫非文章自古传东鲁，至今仍难度秦关？
陕西自号文化大省，因何“八大怪”能谬种流传？又因何有拿“八大怪”做了陕西民俗定格之虞？这就是媚俗。更何况还是媚错了。“八大怪”若说是在关中，尚算有因，若膨胀到陕南、陕北，便属无稽。拿“八大怪”而自傲，而张扬，以为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就惹天下人耻笑了。
何物“八大怪”！能泛而滥之，实在是一种悲哀！不说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