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超耘
不久前，才华横溢、被中国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极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杨小凯教授，在刚及55岁时病逝于澳大利亚。消息传来，大家都为这位英年辞世的大专家而悲痛。我看了报上的消息却有些不解。明明杨小凯是人家澳国莫纳什大学的教授，又是该国的社科院士，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界如此悲伤呢？经查才知道，杨先生虽是异国的教授和院士，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那么，此位极富才华的华夏儿女，是怎么成为人家的教授和院士呢？
杨小凯，不但出生于中国，成长于中国，其父还是中国一个高级干部哩！然而命运却和他这个高干子弟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就在他十七岁花季之时，罪恶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因为是“狗崽子”而被逮捕。从此，他看清了这个所谓“革命”的本质，出狱后便写了篇长空惊雷式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从根子上否定了它。就是因为这篇文章，被康生点名后，他二次遭到逮捕并被判刑十年。这次入狱，他便向被关的知识分子学习英语、数学及其它各类知识，光笔记就记了五六十大本。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十年刑满释放时，已到“而立”之年的他，却自学成才，成为经纶满腹的学者型人才了。尽管如此，社会上却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他，只因一位资格很老的同志关注，总算是被中国社科院录取为经济学实习员。之后，他很快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却仍然无人看得起他，实在无路可走了，经一位好心人引见，这才进了华中工学院。正如一位同志所说的：我们这些水平不如他的人，几年后都陆续升了级、涨了工资，可小凯却因没有大学文凭而无份。也真是吉人自有天相，正在此时，恰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到武汉访问，当他了解了小凯是个经济学天才之后，便极力推荐使他进了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学位。从此之后，杨小凯如鱼得水，很快拿到经济学博士不说，毕业后便应聘去了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既是该校的教授，又是该国社科院的院士，许多很有名的经济学著作，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知道了杨小凯曲折而坎坷的成才路，我不禁喟然长叹：老天，如果不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慧眼识珠，杨小凯这匹名副其实的“千里马”，不知在中国的“盐车”重压下待到何年何月？于是，我想起了我们的用人制度。毋庸讳言，在我们国家里，上上下下到处都能听见重视知识、爱护人才的声音。但实际生活中，不少地方却把它当成口号去喊，并不真正实行。中国人的爱走极端是出了名的，在过去歧视知识分子的日子里，连高小、初中程度的人都当成知识分子打压。后来，上边提倡重用知识分子，却又只有是某某大学毕业，如果没有文凭，你就是仙女下凡，有天大的本领，也是没人承认是人才的。在这方面，杨小凯可以说是一个极典型的例子。按说，他在弱冠之年就能写出力透纸背的《中国向何处去》，足以证明是人才无疑；后来又有那么多的经济学论著，更说明他不但是人才，而且是大才、巨才。然而，即便这样又有什么用呢？它们统统抵不上一纸文凭。实在应该感谢邹至庄教授，如果他不来中国访问，我们实在应该好好检讨。不是说一个文明的社会是野无遗贤吗？依我看，今天的中国，不但野有遗贤，恐怕数量还不少哩！
驰笔至此，我忽然又想起一件旧事：有位叫蒋春暄的先生，利用30年的业余时间钻研数学，用他自己独特的方法，解决了包括推广三角函数、证明费马大定理等五项数学难题，由于他不是科班出身，是自学，而得不到国内数学界的承认。和杨小凯先生一样，也是一个偶然原因，他被美国强子理论创始人、著名数学家桑蒂看重，不但在美国著名数学刊物登载了他的论文，又给他出了专集，称蒋是“数学新理论的领袖”。哎哟，真是苍天有眼，出了个桑蒂先生，蒋春暄方突围而出。否则，这位没有专门搞数学的经历，没有在数学专门大学毕业的人才，也恐怕只能老死江湖、永无出头之日了。
中国自己的人才不被中国承认，只因被外国哲人慧眼识珠才艰难出头露面的事一出再出，不能不使人从自己民族文化的深处考虑问题。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历史的精神负担实在太重了，什么事都要讲一个“名正言顺”。实际上它的负面效应极大。这个“名正言顺”，总是把复杂的纷纭的事，用线性的分式去套。把不知多少人才拒之于门外。为什么像杨小凯这样的人才，在中国得不到承认，却要靠外国的哲人慧眼识珠，原因就是我们讲的是形式、人家讲的内质。两相比较，优劣不是自明了吗？
中国的杨小凯教授病逝在澳大利亚，他晚年皈依了基督教，我希望他在天国一路走好。但我更希望千万个张小凯、王小凯，能够在自己的国家受到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