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白
一、现状。
杂文，虽然有人说“古已有之”，但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杂文是随着现代报业媒体的产生而发展繁荣起来的，报刊是它生存的园地。
杂文曾经被视为文学的异类。然而，鲁迅先生却最肯定地指出，杂文必将走进文学的殿堂。历史已经证明，先生的预言不朽。
但是，近几年杂文却逐渐在从文坛淡出，报刊曾经琳朗满目的杂文栏目，大都已经消失；各地曾经活跃一时的杂文学会、研讨会等等，也是人气黯然，隐形息影；杂文作家们或搁笔，或转行，执着于杂文创作的已寥寥无几；昔日曾经颇受读者欢迎的杂文报刊，如今也日见窘迫和萧条。杂文到底怎么了？是时代不需要杂文，还是杂文家们失聪失责？抑或是环境、言路之故？这实在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现象。
有人说，哲人有言，批判的武器总不如武器的批判。杂文并不能治世，何必惹人讨嫌。斯言谬矣！言论固然抵不过权势和法规，但它可以“立此存照”；可以留正声，弘正气；可以影响人心。因此，杂文的缺失，无疑是时代的不幸和悲哀。
二、天质。
杂文自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承担着对世俗的审视，社会的评判；就是激浊扬清，不平则鸣；就是鞭挞假丑恶，颂扬真善美。舍此就没有了杂文。否则怎么会称它是匕首，是投枪呢？
杂文不是平常物。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是尽人皆知的警世之论。然而，杂文在许多人的眼里是刺蒺藜，是铁丝网，刺目而扎手。这给杂文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种种困难。杂文始终是在抗争中生存的。
其实，杂文是社会风气的净化剂，是公平与正义的呐喊，是医治懦弱和昏庸的良药，是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推进器，更是投向邪恶腐败与独裁专制的利器。杂文家是社会的啄木鸟。小孩骂医生是幼稚和无知，讳疾忌医是愚昧，压制和扼杀杂文者，不是奴才式的既得利益者，便是昏庸的所谓政治家。
杂文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出现，绝非是偶然的现象。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刚刚过去的这一百年，是最不平凡的；是社会变革最为剧烈和深刻的一百年。此前的无数次王朝更替，“城头变幻大王旗”，都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把戏。人民的革命造反，流血牺牲，往往是前门赶走了狼，后门又来了虎。专制依旧，压迫依旧，剥削依旧，苦难依旧。廿世纪的百年之间，中国却经历了从帝制到共和的跨越，又从名曰资产阶级共和实则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到人民成为社会主人的跨越。这才是真正天翻地覆的变革，是质的飞跃。现代杂文这一带血的文字，正是应了这个血与火的时代而产生的。革命尚未完成，杂文家们依然重任在肩。
三、地位。
杂文在中国的命运，始终与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相表里，艰难曲折，历尽坎坷。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甚至压迫愈烈，发展愈猛。廿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廿世纪的后半叶，虽然政治风云此起彼伏，极左洪祸波翻浪涌，但是杂文依然在艰难中抗争，到世纪末的二十年，更是随着改革开放、蓬勃兴旺起来，作家林立，成就伟然。一切文学作品都是社会生活的投影，杂文更是如此。因此，倘若从文学史的角度去看，如果说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是它们各自时代文学成就的最高代表的话，那么，我敢放胆地说，杂文就是廿世纪中国文学最辉煌的丰碑。在未来的文学史上，廿世纪中国文学园地里，其它文学品种都不过只是杂文的陪衬。这绝不是痴人说梦，狂人妄论，而是历史的必然。何以然者？以史鉴今也。在廿世纪的中国文坛上，杂文具备了三个最突出的特点：其一，杂文创作最为活跃，最为广泛，成就也最高；其二，杂文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最深刻，影响也最大；其三，杂文创作中涌现出一批最伟大的代表性作家。尤其是鲁迅先生，他不仅毕生以主要精力创作了大量杂文，而且把杂文的艺术推到了极致。同时，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大家，诸如郭沫若、夏衍、巴金、聂绀弩、胡风、唐发、柯灵、邓拓、吴晗等等，没有不涉笔杂文创作的。难道说，廿世纪不是杂文的时代么？
杂文永远是时弊的天敌。时弊不除，杂文是不应缺失的战斗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