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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公社、大队的老百姓，都有意无意地提到当年日军驻扎期间留下的残暴史、血泪史、奇怪病。由于奇怪病的后遗症，他们人人都可以顺口说出至今流传了60多年的悲凉的民谣：“伤寒团，摆子队，抓疥立起委员会。”“疥是一条龙，先从手上行，腰里缠三遭，腿根扎了营。”
可是，那些病是怎样得的？所有人得的病又都是一样，但是说法不一、看法各异。而郑爱芝心里留下的依然是重重疑惑。
王选精神感召了这个坚强的女性
2001年9月，郑爱芝在浙江省挂职锻炼的小妹郑梅给她传递了个信息，王选在义乌市组织声讨日本政府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万人签名活动。这个消息像电流一样触击了郑爱芝灵感的神经。直言快语、风风火火地像个男人一样的她立即与王选电话联系。从此，她和王选及她当前从事的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王选那为中国人曾受过屈辱的经历和那种奔走呐喊的斗志，深深感染了她。王选那种舍弃自己事业拼命忘我工作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吸引了她。王选的调查材料中列举的诸多事实和种种现象又启发了她。使她灵感的神经更加兴奋、坚定。使她破译留在心中几十年的不解谜团、疑惑有了方向。
2001年深秋，郑爱芝带着74岁的老母亲赶回故里。十余天后，王选由上海赶到盂县，她们共同开始了对日军在盂县犯罪状况的调查。去寻找、去揭示那段让人耻辱、让人义愤、让人疑虑重重、又让人刻骨铭心的件件印记和历史。
2001年，也正是郑爱芝的知天命之年。可这个难得的坚强女性，好像个刚入伍的战士，精神抖擞、信心百倍地投入到新的事业中。
在寒风呼啸的三九天，在酷暑燥热的三伏天，她奔走在一个个村庄，一户户农舍间，采访、收集到一个又一个新的资料、证据。春去秋来，一年又一年，她巅波拥挤在急驰的火车、汽车上，一趟又一趟来往于宝鸡和盂县之间，总行程达10000多公里。
每到夜深人静的晚上，她将采访到的一页页记录抄写、整理、归类。将收集到的采访资料和在外省市查阅的大量历史资料相互对照，互相印证。渐渐地，思路开始清晰、明朗起来。
最后，在王选提供资料的启发下，在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谢志厚教授提供的史料佐证下，经过三年的努力，那段日军在百团大战后为了报复中国军民，公然违背国际法，丧尽天良地对盂县人民实施细菌战、毒气战及烧、杀、抢三光政策的残暴历史，被郑爱芝这个坚强的女性揭示了出来。
这段被掩盖长达60余年的历史，在阳泉市、山西省引起了极大反响和轰动。人们清醒了，顿然醒悟了。
阳泉市电视台播出采访她的录像后，犹如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水中，久久回荡。阳泉市的有关领导接见了她，对她所调查的事迹进行了充分肯定和赞扬。
在盂县防疫站、阳泉市公证部门的大力协助下，他们为86名当年受害者做了医疗签定。按照涉外公证处的法定程序，由阳泉市司法公证处三位公证人员陪同，他们对当年受害人又逐个进行了询问、取证，认定事实后进行了公证，并办理了86人176份涉外公证书。
2003年，她在义乌会议上满腔义愤的发言，开始引起国内有关人士的重视。2004年，在上海召开的会议上，她开始引起国际有关人士的关注。许多新闻单位、搞细菌研究的国内外专家纷纷来信、来电要她的调查材料。
2004年，太原大学的一些教授与一些外国人讲明要去上社镇考察。有关专家也打来电话征求郑爱芝意见，是否可以将她调查的材料送给一个美国来我国参加会议的代表？9月份，应阳泉市司法局、公证处、电视台邀请，她参加了9月18日在她们家乡上社镇召开的抗战纪念日活动……
直到今天，郑爱芝仍整日地忙碌在她的事业中。圈内的人士称她是王选式的女强人，她感激而又语重心长地说：“是王选带我走上这条光荣而又漫长的路。”
重重疑惑这样被她一个个解开
王选（右一）、郑爱芝召开受害者调查会，中间是受害者、现村支部书记杨增明。
从事30余年机关工作的郑爱芝很清楚，要挖掘深藏60余年的陈旧历史绝非易事，更何况阳泉市、盂县的所有档案、县志里面对当时日军细菌战、毒气弹的行径没有任何记载。只是在八十年代一篇资料中提到日军在滹沱河沿岸施放过毒气几个字。要弄清事实真相，只有通过当年亲身经历过的人去考证。而当年的见证人绝大多数已经过世了，活下来的也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他们能回忆起多少，能说清楚吗？郑爱芝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也增强了紧迫性和使命感。
她们在采访中，接触到当时的受害者，都是弓背弯腰、风烛残年的老人。在诉说着充满血腥味的日军残暴的情景时，讲的使人心碎，心惊胆颤，使人从心底发出愤怒。时隔60年了，只要看到日本兵的镜头，他们有些是不寒而栗，心惊胆颤，有些当即尿裤子。但当问到、讲到他们同一时间、同一症状的得病遭遇时，又是木然的、淡淡的。他们已将过去60年那撕心裂肺的痛苦和疼痛归结为潮湿的山林生活，归结为不可抗拒的“天灾”，归结为“命”。对细菌战、毒气弹更是一无所知。
为了掌握更多、更准确的资料，郑爱芝将调查范围圈定了6个镇21个村。
坎坷的山路难不倒这个太行山女儿为父老乡亲申张正义的激情，险峻的大山挡不住这个革命后代为受残害者讨回公道的热心。通过对上千人的采访，其中有86位直接受到日军残害的村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控诉为揭开日军罪行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韩承洁，男，盂县梁家寨乡活川口村人。曾任盂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已离休。他讲述说：1941年秋季庄稼快成熟的时候，一天凌晨，他看到一个穿一身黄衣服的人从他们村边泉水处走过。他过去后，看见一堆沉在水底的黄色的粉沫。
两天后，他们的村子开始死人了，都是吐血，气紧，肚子绞痛。接着开始了陆续地死人，死的人都是脸部黑紫，全身乌青，面容痛苦万状。当年490口的一个村庄仅仅几天时间就死亡141人，加上1940底被日本兵包围了村庄，一天两夜的时间杀死了106人，一个村子两年时间只剩下一半的人口。经过1942年大范围的伤寒、疟疾、抓疥三场大病，村子里已人迹稀少，许多家里绝了户。到了1944年，韩承洁一家7口人仅剩下他和他的嫂子活着，不久他的嫂子得肺病（现推断为肺癌）去世。活下来的他从那以后，高血压、心脏病、头昏等疾病伴随了终生。
张春福，男，盂县苌池镇人。也是郑爱芝代言的86位对日诉讼团成员之一。他是郑爱芝插队时的上社公社党委副书记。1974年到拦掌公社任党委书记。这个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盂县惟一代表，讲了他们那儿的情况：1940年发生的百团大战，仗在他们村庄附近的碉堡及公路上打过好长时间。成天枪炮不断，到处都可以看到血肉模糊的死人。1941年的时候，已撤走的日本兵又回来了，四处杀人抢东西、烧房子，人们都逃出了村子。他们一家在山中挖了个大窑，晚上只能一家人挤进去，白天出来找点吃的，什么都吃，后来吃草根。1942年的时候，全村人暴发了伤寒，他的全家人都病倒了，他是已经被放在村外沟里等死的人了。不知过了几天，他苏醒了的时候，看见胸口上吐得血都干了，感觉好了一些，就自己爬回了土窑。
那一年的秋天，日本的飞机飞得能碰到树梢，屁股后面的烟是黑黄色的，这样的飞机飞了好多天。之后，他们一家都开始抓疥了，全身上下烂得一塌糊涂，两年后表皮结枷，人才能正常地行走。但是烂眼角伴了他一生。从那个时候患的高血压、心脏病、支气管炎也一直伴随着他。治疗这些病的药也就成了他生活中不能缺少的组成部分。接受调查之后一年左右，张春福倒在了盂县人民医院，他是因胃癌死亡的。
注：现代医学已证明，糜烂性疥子毒气弹的受害者，其病是永远不可能治愈的。
杨增明，又名杨雨栓，上社镇上社村的老党支部书记。在几年的调查中，他承担着重要的把关工作。日本兵占领了上社镇后，驻扎在风坡山的碉堡内。当时仅十岁的他无数次地被派到山上去干活儿。由于是个孩子，他比其它的人挨的打要少许多，和日本兵也较熟些。他清楚地能记住当年日本兵的名字，说出他们的职位。让他记得很清楚的是，碉堡内中间一块平坦的地方，盖着十间平房。平房的墙上挂着一排灰白色的像猪头一样长鼻子的东西（防毒面具）。
当年杨增明也是举家外逃，1941年天冷的时候回到家中，房子已被烧了，他们用玉米秸堆在墙角，人躲在里面熬过了冬天。一家六口人在1942年三场病后，母亲、姐姐得伤寒病死了，叔叔被日本兵杀了，父亲后来也死于胃癌，只有他和弟弟活了下来。他俩人身体都不好。杨增明得的是肺气肿，说话气短。
2002年的秋天，郑爱芝为杨增明的讲述录了像，之后阳泉市公证处为他做了公证。2003年底，杨增明去世了，他死于肺癌。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所到之处，当年受害者得病的情况都是一致的，只是害病的时间略有差异。但所有的人，回忆起这段往事，都认为是日本军队占领期间，人们无法顾及卫生，是长期在野外生活因为潮湿引起的，是天灾。为了将这些“一伐子”病产生的原因搞个水落石出，郑爱芝将调查到的数万字的调查记录以及10余个小时的录像带到宝鸡，开始多方查找、翻阅、核对大量的历史资料及传染病有关材料。
卫生部出版的《传染病学》她找来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人防知识读本》她借回来了。王选将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森教授著的《美国掩盖下的日本细菌战犯罪——杀人工厂731》寄过来了。中央档案馆有关资料，河北省档案馆的有关资料在专家谢忠厚的大力支持下也摆在了郑爱芝的小书桌上。
大量事实的堆积，大量资料的印证，大量病情的对比，终于使郑爱芝茅塞顿开，恍然大悟。盂县卫生防疫站在专业人员的参与下对郑爱芝提供的资料进行了权威性的认定。
他们考察的1942——1945年间盂县三次大规模流行的三种病，分别被确定是传染性极强的伤寒、疟疾（民间称“打摆子”）和糜烂性疥子气毒气弹所引起的疾病。这些传染病的原因，完全是日军公开违背国际法中不允许使用细菌战、毒气弹的明确规定，采取天空撒毒、水中投毒、地上放毒的手法人为制造的。这一推断，通过阳泉市公证部门的法律文件得到了公证。
耗费了三年的心血，郑爱芝终于揭开了重重疑惑，可熟悉她的人都看到了，坚强的她比实际年龄大了10多岁。
灭绝人性的日军在盂县的暴行
根据资料反映和史料记载，日军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占领我国，曾灭绝人性地实施了细菌战、毒气战。而日军在盂县投放细菌、毒气的行径，在郑爱芝全力收集的证据面前真相大白。
真相是这样的：
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在太原市西羊市街12号建立了731部队的分支机构华北北支（甲）第1855细菌战部队的分部——太原防疫给水部。1939年5月，日本驻军在太原市建立了毒气工厂。据史料记载：日军731部队用中国军队俘虏的身体，实验出了最适合对中国人群起到大规模杀伤作用的最强力病毒，当病毒足以让这些战士死去的前夕，他们被利刀割断血管，日本的军士用皮靴踩踏着他们的躯体流尽最后一滴血。躯体被炼尸炉火化了，他们的血被晾干碾成粉末状的血粉，再用生产出的苍蝇、蚊子等物沾染收集后由日军部队播撒在他们扫荡过的村庄（日本士兵他们吃了预防药）。随着扫荡的线路，疫病随之开始爆发了……
伤寒的杀伤力是可怕的，许多人是没死也脱了皮，而随后的疟疾病是雪上加了一层霜。在北平的静安医院设立的疟疾研究所，就是用蚊子去叮咬正在患疟疾病的病人，这些蚊子被收集有目的的投放就形成了疟疾病的爆发。
据史料记载：日军参谋总长闲院贡载仁就曾下达了一份命令：对山西的山区隐蔽地区使用黄弹，但一定不要伤及第三国人……
据史料记载：日本军国主义扩张野心的形成过程中，石井四郎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就是这个日本帝国大学细菌学的学者，他把他学到的知识在运用的过程中，嫁接在了日本国家机器的运转中，用中国人的身躯试验着上千种细菌，并将其中最具杀伤力的鼠疫、伤寒、疟疾病等细菌通过系统化操作培养，变成了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将人杀得痛苦不堪，杀人者还可以道貌岸然地把自己伪装起来……
对照以上资料，日军在山西盂县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正是这支臭名昭著的部队，采取的手法也恰恰是这种罪不容诛的伪装的手法。
史料记载：北支（甲）1855部队就是731部队细菌战研究成果在实战运用中的细菌战部队。总部设在北平静安医院，对外称“防疫给水部”。下设16个分支机构，遍布华北十六个城市。在太原市羊市街12号设立的是16个分支机构的其中之一，对外称“太原防疫给水部”。
1942年8月——1944年，石井四郎曾担任第一军医部部长一职，直接指挥了日军的对华荫蔽战役。
真相是这样的：1941年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结束后，日本兵丧心病狂地实施了报复，用火柴盒将带菌的蚊子、跳蚤、苍蝇随扫荡到处播撒。在我国华北地区实施了残酷至极的细菌战。仅在盂县地区，就使16万人口的小县患伤寒、疟疾、抓疥等传染病者14多万人，占总人口的95%；直接患病死去的人达3万余人，占总人口的20%。1945年以后，因后遗症而患癌症、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死去的人数无法统计。
经过日军7年的血腥统治，许多村庄变成废墟，村庄疮痍满目、十室九空。由于死的人太多太急了，根本无人、无力掩埋，死尸遍野，哭声不绝。
野狗、豹子、野狼、苍鹰因吃了带病毒的尸体后一年左右就绝了迹，至今不见踪迹。
40年代的育龄妇女，得过病的大多数都患了各种癌症、肺病、不育症，使60-70年代盂县很难找到合适的兵源。
劫后余生、勉强活下来的人不得不终身忍受一个接一个病痛的折磨。
这一切恶果的罪魁祸首，是日军悍然不顾公理，实施的细菌战、毒气战。
这些铁的事实，给二战期间日本侵华罪恶史上新添了一笔使用细菌战、毒气弹的又一罪证。
除了实施细菌战、毒气战，日军侵略者还肆意残害、屠杀中国军民，在盂县制造了一个个恐怖的、血淋淋的打人杀人惨案，使人看了心惊胆颤，听了失魂落魄。
这些受害者中，就有郑爱芝的两个舅舅，1942年间，她三舅被日本兵抓住给澡堂里挑水，在挑第十担水时，摔倒了，水泼在了石板路上。跟在后面的日本兵就用抢托在他身上乱砸，最后口鼻出血，昏死过去了。等人们把他抬回野外的土窑后，只剩下一口气了。他在土窑里呆了半年多，竟然活了回来，但是他的腰断了，左腰部有一个深陷下去的坑，他成了残废，终生都没有直起过腰。二舅被抓到风坡山当劳工。日本兵的刺刀在眼前晃着，小队长毛利（人称毛驴太君）手下一个被老百姓叫作“挑木棒”的日本兵坏得很，他的手中胳膊粗细的一根挑木棒，打过所有的劳工，被打致残的人有数十人，被打死的几十个人。二舅就是被他打断了右脚踝成了残废。
日本兵占领了上社村的风坡山，上社村成了令人恐怖的地方，每天都有被日本兵奸淫枪杀了的人，不是这家被日本兵用刺刀挑了肚子，就是那家人被日本兵放火烧了房子。晚上那家点了灯，就会被风坡山的炮弹打来死伤许多人。
1941年的秋季，有人捎来话说，郑爱芝的姥爷被日本兵杀了。实际当时没死，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两天多才从盂县城北爬回了家。快回去看看吧，她母亲立刻就动身了，等天黑回到家后，看见她姥爷已奄奄一息了，肩膀上有碗大一个伤口，已腐烂了。他一句话都没说，第二天早上就抱恨终天地咽了气。
在风坡山碉堡前的空地上支着两个木桌子，中间的一个杆子上安着一个滑轮，一根绳子从滑轮上穿过，许多人都是被日本兵将双脚捆住后，倒吊起来，慢慢地放入下面装满水的缸中，反复多次，人被水活活呛死。
一些人被打得皮开肉绽后装入麻袋，又被丧尽天良的日本兵推下山去活活摔死。还有的是把辣椒水灌入人肚子里，日本兵站在人的肚子上乱踩，辣椒水和血从肚里踩出来，活活折磨致死……
每个被残害的人无一例外的是酷刑下死去的。
手无寸铁的人们被禽兽不如的日本兵用世界上最残酷的酷刑折磨，在地狱般的磨难中挣扎、死去。日军驻扎盂县期间，修筑了22座碉堡，共制造了重大惨案237次，全县531个村有275个村庄被划为“无人区”，实施“杀光、抢光、烧光”三光政策。致使4余万人死亡，其中1.1万人被日军直接杀害。
一个个血泪的控诉，一桩桩恐怖的血案，一座座村庄、乡镇遭到的血洗，一组组惊人的数字，彻底揭露了日军当年在盂县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惨案。这一切的一切怎能不使每个有良知、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和每个爱好和平、坚持正义的国家及人民的义愤。
郑爱芝、王选，就是坚定地站在公理和正义一边的杰出女性，是时代的女强人。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60多年后的今天，让日本政府给那些惨遭蹂躏的国家和那些无辜的冤魂谢罪，还个公道，是完全正当合理、天经地义的事。也是世界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
日本政府也只有公开地承认历史，诚恳地反省二战期间的罪行，才能被中国人民接受，真正实现中日友好。
2001年10月9日，王选（左）与郑爱芝（右）在盂县凤坡山（背景为日军修建的炮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