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前不久，河南省濮阳市对人民路进行改造，把原有的非机动车道改没了。为了让人们“适应”新路况，有关方面派出一批“交警协管”，把三轮车、自行车、电动车往人行道上赶。原来路面上的通畅与和谐不见了，路人因此怨声载道。一位濮阳市民在“濮阳信息港”上留言：“我昨天接儿子下学，协管员厉声呵斥我要遵守交通规则，我很想遵守一下，可为了提醒提醒儿子，我违章了。我告诉儿子，当坐小车的人没有想到骑自行车人的感受时，你也大可不必顾虑坐小车者的感受，包括为他们服务的人的感受。打小我们就被教育做好孩子，可我告诉儿子，你真的不必做好孩子。”
这是一个制度化不信任的典型例子。当制度、法律、规则不公正，或者执行不公正成为常态之时，对制度的不信任就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制度”。此时，人们内心遵循、服从的将不再是公开的法律、制度等规则，而是自我内心的律令以及各种通行的潜规则，比如，强者践踏规则，弱者被迫服从规则；再比如，明里遵守规则，暗里破坏规则……
制度性不信任通常是导致集体无规则的渊源。当制度性不信任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时，人们往往选择忍耐，但当忍无可忍之时，一些人又会将暴力视为解脱的途径。在山西，有一个曾经得到过“社会治安模范户”荣誉称号的村民，连续四年向各级部门检举村干部的腐败行径，不仅毫无结果，而且饱尝冷漠、推诿乃至白眼。于是，这个村民最终对惩治腐败的法律救济机制产生了绝望，竟一连杀了村支书等数家14口。这种残忍的做法固然不足取，但他在法庭上的一番陈诉却令人深思：“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由此可见，没有合理的官民利益、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博弈机制，社会很可能回到无规则的原始状态。
制度性不信任所导致的集体无规则，不仅在弱者身上广泛发生，也不仅广泛发生于弱者和强者之间；而且也发生于强者和强者之间。比如，最近被媒体广为关注的“山西民警打死北京民警案”就是鲜明的一例。事件发生后，当事双方的单位都急急忙忙地站出来，声称属下的警察是“好警察”，辩解这种相互残杀是一时冲动的“激情犯罪”。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因为它只能证明一点，对某些部门和国家公职人员而言，对权力运行的骄纵已经成为一种惯性，正是这种惯性，植下了制度性不信任、集体无规则的种子，并成为点燃社会内耗、社会暴力的炸药包。
目前，对于社会广泛关注的“山西民警打死北京民警案”，除了行凶者本人被捕以外，负有责任的公安机关领导也被停职检查。不过客观而言，让这些领导分担案件责任，实在是勉为其难。因为说到底，体制性问题必须体制性应对，要消除因制度性不信任所产生的集体无规则、社会暴力等病症，我们更应着手于宏观层面的体制改造，比如，强化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自由和言论自由，推进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正，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