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嘉力·
《劳动法》的重要性无需多讲。有的人一生中也可能不会涉及《刑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但几乎所有的人都会面对《劳动法》所规定的事项。在一些西方国家，《劳动法》甚至被视为“第二宪法”。在我们这个“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在我们这个“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我们这个人口居世界第一、劳动力数量居世界第一的国家，我们有着怎样一部《劳动法》？我们的《劳动法》居世界第几？
《劳动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报国务院备案。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在政协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萧灼基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资本这个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十分重视。无论对外国资本或本国非公经济，都给予一系列优惠条件。但对劳动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收入分配上都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一方面，我国就业队伍在扩大，另一方面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在下降。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已从15%下降至12%。一些城市虽然经济较发达，人均收入水平较高，但最低工资标准却很低。例如最低月工资标准，上海为635元、南京为620元、苏州为620元、深圳为610元、北京为545元等等。我们虽然还一直喊着“按劳分配为主，其它分配形式为辅”，其实已经变为“资本等其它分配形式为主，按劳分配为辅”了。国内参与收入分配的各种要素中，劳动者的待遇最低，分配的绝对值最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劳动者的收入分配水平低得已经不成比例。
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劳动法》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劳动法》对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完全回避不谈，更不敢旗帜鲜明地突出“劳动创造世界”的原则。虽然上海最低月工资标准为635元、南京为620元、苏州为620元、深圳为610元、北京为545元，其他城市则更低，由于《劳动法》第四十八条对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过于笼统和含糊，劳动者根本不可能根据《劳动法》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虽然名曰“劳动法”却有对资本暗送秋波的嫌疑。
一个在俄罗斯的中国籍企业家说：我更愿意雇佣中国劳动力，因为俄罗斯劳动力一旦进到公司，想让他们轻易离开是很难的，俄罗斯《劳动法》规定，没有特别充分的理由是不可以随便解雇职工的。俄罗斯《劳动法》对于劳动者的保护显然比我国《劳动法》更有力度。
我国《劳动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都有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对此，有个《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提出了解除劳动合同之后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轻飘飘的所谓“规定”。这些“规定”不过是按劳动者在本企业工作年限，“每年支付一个月企业平均工资”而已。近些年来人们常见的事实是：很多工作30多年、将近40年的职工，非因本人的原因就被无端解除劳动合同，敢于为所欲为的资方不过花两三万元就将他们“买断”了工龄。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法》更像一个《保护资本发展法》。
我国承担着世界上最为沉重的人口压力，也担负着世界上最为沉重的就业压力。然而，在我们这里“减员”的口号却喊得比任何国家都响亮，而且担任指挥和领唱的都是政府官员。这真是最为奇特的现象。如果连《劳动法》都不再能给劳动者提供保护，我不知道依靠劳动力生活的人出路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