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喜堂
以《万历十五年》名噪华人读书界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写《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这本探讨现代资本主义发生、成长及演变过程的书时，一开篇却遇到技术性难题，即很难定义什么叫资本主义。
这的确令人匪夷所思。我们知道，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包括相应的政治制度和司法体系），早在17世纪末叶，资本主义便已然在英国立足。为史学家津津乐道的“光荣革命”（1689年），可谓从上到下开辟了英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如清除了“君权神授”传统思想，建立起立宪民主制、两党政治和内阁责任制，并在税收、司法等方面，亦与其商业体制相融合）。以此计算，资本主义迄今已搞了300多年。而按照西方多数学者意见，欧洲资本主义历史可以追溯到13、14世纪的意大利半岛。彼时，“水城”威尼斯以城市国家的姿态，利用自己地处海沼并且是距离欧洲中心点最近港口的独特、优越之地理条件，大力发展盐业、渔业、造船业和海上贸易，形成了这座城市典型的商业性格，或按照后来有的研究者的说法建立了“一个商人的共和国”。若照此算来，资本主义距今已有六七百年历史了。如是，“资本主义”这一名词至今在西方学术界还找不到一个公认的适当定义，岂非咄咄怪事！
事实上，直到1850年，“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才姗姗出现，且不为当时学术界重视。比如《大英百科全书》迟至1926年版才收入此词。革命导师马克思亦不曾直接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在他的《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有的是“资本家时代”或“资本家生产方式”。随着20世纪初东、西冷战开始，“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反义词才被广泛大量地使用。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主义”一词于是乎也就很自然地被纳入《资本论》作者的规范中了。不过，这种“先生孩子后（尽管委实“后”得太晚了些）起名，”在历史上也还说得过去（即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之“正名”，恐怕也是出于后人的创造吧）。使人惶惑困惑的，是“资本主义”一词定义的五花八门，含混不清。如1936年版的《法国研究院辞典》对该词的定义只有令人啼笑皆非的短短一句话：“资本主义：资本家之整体。”这种解释，比起1850年布兰称资本主义“乃是有些人拨用资本，不让旁人介入”云云，似乎还有语焉不详。此书1958年版将此词定义改进为“一种经济体制，内中生产的物品属于私人或私家行店”。其措词简单和语义含糊仍显然易见。相比之下，倒是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普鲁东给这个名词下了不错的定义：
“一种经济与社会之体制，当中劳工以劳力使资本生产作用，使之成为收入之来源，而此资本并不隶属于这些劳工。”这与我们熟悉的前一二十年教课书中的标准答案，即资本主义是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上层建筑庶几相近——只是这种社会主义者的观点，资本主义学者却不会认同的。
“资本主义”定义之难产，在强调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运动的黄仁宇看来，大概因为“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且又与现代生活发生着密切的关系，“既可以当作快乐与新生命之原动力，也可以视为许多失望与灾害的渊薮”。同时，“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牵扯的地区广泛”，亦增加了该词定义的难度。黄先生斯语本意，我揣想是指那些已经建立资本主义的国家，由于历史、文化、经济和地理等不同背景或条件，其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和运动方式也不尽相同。同时，也并非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能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换言之，无论英国式，美国式，抑或德国式，日本式，恐怕都无法作为资本主义的标准模式，可使其他国家“照搬即灵”，迅速富强的。如是，资本主义既无标准模式可循，难以产生“标准无答案”，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这并不妨碍资本主义“迄今尚未停顿”的运动。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定义资本主义，而在于资本主义运动实践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历史变化，有什么新特点。这些变化或特点，哪些可供我们借鉴、学习或予以警戒的。惟其如此，才能在加深对资本主义认识中，更加深刻地理解我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比如，资本主义自然离不开资本。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是一个经济概念，是一个生产要素，适用于所有经济。这比传统的认识，即资本是用于再生产的积累财富，不啻有了突破性发展：资本主义的组织特征，不仅使用积累财富，而且使用信贷等金融手段。如是，资本主义便离不开建立投资信贷制度。为了确保投资安全和获得利润，则须建立相应的法制体系及其信用制度。由于这种投资是预期性的，即追求未来财富与收入，也就决定了资本主义本质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心理导向。考虑到资本主义的竞争性，这种面向未来的投资，注定了企业家的冒险性格不说，亦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精神。用一位西方经济学家的话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充满“创造性的破坏”。当然，资本主义在充分释放其潜能过程中，亦曾造成对环境的破坏，对人性的压抑，乃至产生马克思称为的“异化”现象等等。这些，自应引起我们的警惕并利用社会主义自身优势予以克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