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秋，我正在延安拐峁疗养院疗养，9月9日下午，我照例呆在办公室履行俱乐部副主任的职责——等报纸送来后，给大家分发。过了一会儿，《解放日报》送来了，第三版上的一个醒目标题《汾阳事变》立刻把我吸引住了，当我看到其中第六段我父亲邓文儒被日寇酷刑逼供的字句时，我的眼睛情不自禁地被泪水淹没了。虽然报上印的是“邓温儒老先生”，但从文章内容中可以看出他就是我的父亲邓文儒。
过了两天，八路军一二0师的战斗剧社来到延安演出。剧社的同志特意告诉我说：“你父亲被日寇残害了。”当时，我心急如焚，恨不得立刻奔赴杀敌前线，为父报仇雪恨。
那时，由于美国支持中国抗战，因此日寇视美国及其在华势力为眼中钉、肉中刺。1941年12月7日夜晚，日寇终于制造了蓄谋已久的、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的珍珠港事件。消息传来，汾阳县的日本宪兵立即行动，荷枪实弹，于12月9日封锁并强占了美国人创办的基督教会，并将教会及美国人创办的医院、学校里的工作人员分批逮捕，押送敌宪兵队监牢。后又将在教会避难的群众和教友的家属全部赶出教会。顿时，汾阳城内形成一片恐怖景象。
我父邓文儒也是被捕的教会职员之一，当时他是基督教会文字部干事。同父亲一起先后被捕的有传教士张耀斋、牧师韩桃源和高喜亭；有崇道神学院院长王景文、教员周绍先、王冠三、赵云奎、高浩清、李友三、冯建安、张协文、冯金柱、任德卿等；有汾阳医院大夫王清贵、门诊挂号室邓鼎臣、会计王德庵；还有我在铭义小学上学时的校长田凯宣、任朗轩、教员李瑞锋等。同时被捕的还有崇道神学院女部主任美国人梅美瑞、美籍传教士明播德、黄增辉，医院的护士长美国人罗瑞英。我的母校铭义中学，已于日寇占领汾阳前迁到四川，因此，教职员幸免于难。
日寇以“共产党嫌疑”和私通八路军为借口罗织罪名，陷害无辜，对这些被捕者严刑拷打：泡冰水缸、用木棒打（叫改心棒）、灌凉水、拨指甲、跪焦炭、狼狗咬、敲掉牙齿……
监牢是一个阴暗的窑洞，大约16平方米的地方，就囚禁了50多个受难的同胞，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只能席地而坐，或者站着；睡觉时无法躺着睡，只能互相背靠背，坐着打盹。每人每顿饭只能吃一小碗高梁米粥或劣质小米粥，经常处于挨饿状态。每天只有上午10时，才让他们出牢房大小便，放一放风，见一会儿阳光。受难同胞的衣服脏了不让换，身体有病不给看，当然更谈不上洗脸洗澡了。
监牢里，阴暗潮湿，空气污浊，杂乱肮脏，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成了虱子、跳蚤、臭虫和病菌繁殖的良好场所，致使监内百病丛生，患斑疹伤寒等病者比比皆是，病危抬出准备活埋的时有所闻。
日寇多次逼迫父亲承认他是共产党，父亲抵制日寇诬陷，坚决予以否认，于是敌人气急败坏，凶相毕露，使用残酷刑罚进行逼供。把老人投入冰水缸中，反复泡冻，冻得死去活来；有时给老人灌辣椒水、跪火练、打火棍；有时用烧红的火钩打向老人头顶，一打一拉，拉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腹背等部被打被烧得遍体鳞伤，惨不忍睹。最后，父亲终因年迈之躯，难以忍受敌人长期残酷的烧、冻、毒打，而被迫承认是“共产党”。
六十多岁的父亲在监牢内被敌人施以种种酷刑，折磨了整整一百天，加以患病不让医治，致使老人骨瘦如柴，生命垂危，这时，敌人才将老人从宪兵队后门推出，母、姐得知后，急忙雇洋车把老人拉回家中，时为1942年农历二月三日（公历3月19日）。父亲见到家人后，放声痛哭，母亲和姐、弟也情不自禁地泪如泉涌，等哭到泪尽神定，父亲勉力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诉说了他在敌人监牢里的种种遭遇；又问了家里的情况，后来，就无力再言语了。有时见他嘴唇微动，却听不出声音。看到老人皮包瘦骨，伤痕累累，两腿软瘫，脑袋低垂，怎么能不令人切齿痛恨日寇的惨无人道！在老人花白脏乱的头发和胡须上，成群的虱子乱滚，污黑棉衣的衣缝裤缝里，被虱子和虱卵串连成一条条白线。姐姐给父亲剃头换衣，请来医生诊治，但终因父亲已被敌人残害得身心衰竭、精气耗尽，一切护理和药物已无回天之力，乃于1942年3月21日晚9时，含冤、含恨、含着悲痛和思念亲人的心情，与世长辞。 （邓全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