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忆开始于1938年春夏。当时家乡南京已经沦于日寇之手，我们一家逃离南京来到安徽合肥我外祖父家里。我对这世界最初的记忆就是外祖父敲木鱼。外祖父晚年皈依佛法，吃长斋，每天早上做的功课是念佛、敲木鱼，声音徐缓而有节奏。日本鬼子飞机来轰炸的时候，他也不躲防空洞，赶快坐到桌边敲木鱼，急促而沉重，口中念念有词，祈佛保佑生灵。但他祈求并不奏效，炸弹仍旧落下毁屋伤人。
当时合肥只是个县城（省会在安庆），没什么防空设施，敌机肆无忌惮地俯冲下来，离地面很低，吓得老太太腿发软坐在地下起不来，我们随着大家钻进防空洞。所谓防空洞，就是在城墙根部挖的很浅的一个洞，门也没有，很清楚地看见炸弹投在不远处。先听见重物坠落声，继之是爆炸声，房屋倒塌声，最后是女人的哭喊声。警报解除后看见一个女人坐在街旁抱着女儿痛哭，女儿手受了伤，鲜血直流。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战争的惨烈。
后来我们一家人又乘骡车向西逃难，从安徽经河南，又南下到了武汉，抵达时是1938年盛夏，那个夏天十分炎热，几乎天天放晴，也就天天有敌机空袭。听到凄厉的警报声，我方迎战的飞机立即升空，可以听见敌我之间相互射击的声音，如有敌机被击落，那就是大人们一天不变的话题。听说有苏联志愿空军前来助战。至今我还记得有一名空军大队长名叫库里申科。
记得当时武汉的人很多，武汉大会战即将开始，许多流亡者云集武汉，人行道上来往人流不断，一放警报人就乱跑。到晚上敌机不来了，人更多，就有人搭起台子宣传抗日的道理，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还演些文艺节目，吸引观众。我常要大人带我去看这些演出。演完了就募捐，一经号召，捐者极为踊跃。我亲眼看见那些失掉家乡的难民毫不犹豫地卸下戒指和项练扔到台子上去。他们确信这些财物能送到国家手中，用到抗战事业中去。当时人的单纯、赤诚和爱国心现在想起来令人感动。
在武汉宣传小册子很多，或免费，或以低廉价格出售。以袖珍本的带点说明的连环图画最受欢迎。我那时刚认了几个字，也喜欢看这些读物。现在还记得有一本叫《王得标送饭》，说有个伙头军（伙夫，即今之炊事兵），挑两桶饭送到前线去，归来时遇到两个走散的日军，用两个饭桶当武器，机智地把二人抓了俘虏。
入秋以后，我家从武汉乘火车到湖南长沙去。火车站上挤满了难民，那时敌人已临近。火车怕空袭，晚上才开。车内挤得动不了，人从车窗爬进去。火车头上也站满了人，听说火车开动时有掉下来摔死的。
后来我们一家又从长沙坐汽车到常德换车。
再后来就在湘西往下，其间也到过四川几年，又回到湘西，当时湘西还很偏僻落后，但是每个县都有为数可观的下江佬（长江下游一带的人）。抗战是一次民族大迁徙，从沦陷区逃到大后方的当以千万计。这些人背乡离井，跋涉千万里，流落他乡，他们义不帝秦，不当亡国奴，要到后方为抗战尽一点力，他们有随政府机关教育机关西迁的，有带着机器把工厂迁到后方的。大后方的本地人对这些难民是欢迎的，友好的，同情的，双方相处融洽，这也是民族凝聚力的表现。当时湘西是土匪出没之地，那里有个在军界政界有很大影响的人物陈渠珍（此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度任全国政协委员），威望甚高。他告诫这些江湖人物万不可对外地人，特别是迁在那里的国立八中师生打主意。八年中没一个外地人遭抢劫。
1944年下半年，当时的政府开展了一个青年从军活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从军的必是青年，那么这运动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原来当时士兵多是文盲半文盲，这时美国援助我们一批新式武器，以组成装备精良战斗力强的部队。但机械化部队需要有知识的士兵，所以要征召大中学生从军。其时我刚入初中，我们学校也展开这一工作，气氛很热烈，口号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爱国情殷，不少同学报了名，那时并无政审，体格检查很严，最后只批准了几个学生入伍。安家费很丰厚，有些没有家或家在遥远沦陷区不通汇的同学，就请我们上小馆，吃了几次也没吃掉安家费的零头。
这组织的军队就叫青年军，陕西人给这些人一个绰号“青年从”，大约有十万左右罢。不到一年，抗战就胜利了，内战时，有的青年军和解放军较量过。后来当过青年军就成了严重历史污点，成为历次运动对象。其实当初他们是怀着爱国情怀从军的，在抗日战场尤其是滇缅战场有卓越的战绩和功勋，并作出壮烈的牺牲。
冯友兰先生曾说，由于强敌入侵，中华民族曾有三次南迁，一为东晋，一为南宋，一为明末，当年南迁的一代人都没能胜利北返。只有这次伟大的抗日战争，八年之内打败了顽敌，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昂扬北返，这真是我们民族最为光辉的节日。 （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