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
1935年8月1日，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确立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名义草拟《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宣言于10月1日在巴黎《救国时报》上正式发表，不久辗转传入国内。
时为燕京大学教授的著名哲学家张东荪，以其惊人敏感注意到了这个动向，而在《自由评论》杂志率先发表文章，响应“八一宣言”。他在文章中对中共在此前后的主张作了比较，断言“八一宣言”是中共政策转向的标志，并列举了所谓中共政策转向的五大标志：
——一个向来主张除私产的党，现在居然说保护财产和营业的自由了。
——一个向来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现在居然说实行民主自由了。
——一个向来主张全世界革命的党，现在居然说为国家独立与祖国生命而战了。
——一个向来受命于第三国际的党，现在居然说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了。
——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为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派不问已往仇怨都合作起来。
张东荪尤其强调：“我们历来不反对国民党与共产党而只反对一党专政，以为一切罪恶皆由此而生。现在共产党提议合作是显然放弃了专政，这真是一件最可庆幸的事了。”
张东荪为此热情洋溢地欢呼：
“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
姑不论张东荪对中共既往政策的概括是否完全准确，其对中共当下政策调整的描述确实非常到位。
因应着全面抗战即将爆发，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形势，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战略转折至此揭开了序幕。
重大战略转折首先表现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变化。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抵达甘泉县下寺湾，听取了地方党组织关于肃反问题的汇报。张闻天、毛泽东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立即释放刘志丹。常委随即分成两路，毛泽东率部队去前方，张闻天率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进驻瓦窑堡。当事人郭洪涛多年后回忆：
具体处理过去的冤案，释放刘志丹同志，这些工作都是张闻天同志领导的。他派王首道同志办理这件事，还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除王首道以外，由董老（负总责）、张云逸、罗迈和我参加。他亲自过问这个小组的工作，对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抓得很紧。
五人小组迅速查清了问题，于当月释放了关押在瓦窑堡的刘志丹等十多位陕北根据地重要领导人。张闻天亲自主持为刘志丹平反的大会，并以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发表了讲话。
从富田事变起，对党内持不同意见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竟然衍为风气，肃反扩大化步步升级，使苏区蒙受惨重损失。长征路上，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肃反扩大化暂时消停。但到陕北根据地之后，在站稳脚跟之后，肃反扩大化会不会卷土重来？这是党内许多同志所关切的。以刘志丹案件为标本，张闻天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以暴力手段对待党内持不同意见者，这样的传统是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张闻天不只致力于平反党内的冤假错案。在他看来，党内不许“整人”，社会上同样不许“整人”。1936年1月27日，张闻天主持拟定一份关于宣传工作的文件，他在文件中要求各级党部“根据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来检查我们过去的宣传工作。”根本纠正过去宣传的“杀尽反革命，杀尽团保甲；”“杀尽地主富农”等错误口号。在社会上乱捕乱杀，是极左统治的症候。四川通、南、巴曾经是张国焘的大本营，现在一些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大多记得，张国焘治下的通、南、巴，杀人是很随便的一件事。只要谁被指控为地主或是其它坏分子，不需要经过任何程序核实，马上就可以拉出去砍头。
这种政策调整，具有革命性意义。尊重生命，保障人权的理念自此在延安逐步发育。
“执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要注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才有生路。”
抗战以前，中国社会的主流话语，是占据执政地位的国民党的独裁话语。
1928年10月，国民党政府颁布《训政纲领》。1931年，又颁布《训政时期约法》，规定训政时间为六年，到1935年结束。训政期间，由国民党独揽政权，训练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智、复决四种权利；人民只有服从国民党才能享受公民权利，国民党可在必要时对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利加以限制。
国民党的独裁话语，遭到国统区知识阶层的强烈抵制。张东荪反驳说：
就中国人民知识能力不够来说，倘使为事实，则必是全国的人民都如此，决不能有一部分人民被训，另一部分人民能训。被训的人民因为没有毕业，所以必须被训。试问能训的人民又于何时毕业过呢？何以同一人民一入党籍便显分能训与被训呢？可见训政之说真不值一驳。所以即主张中国人民程度不够，势必亦得不着训政的结论。
张东荪认为，国民党训政理论完全是骗人的谎言。它所要实行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而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结果，显然是失败的，“以事实来说，一训而失东三省，二训而增加国债数倍于北洋军阀时代，三训而赤匪遍地，农村成为普遍的破产。”
但是，国民党当局拒绝反省，把内忧外患完全归结为它的敌人即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双重破坏的结果。举起右手打倒共产主义，举起左手遏制自由主义，成了国民党当局压倒一切的最优先的目标。为此，从三十年代起，蒋介石就开始求助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有着官方背景的一家上海媒体就这样呐喊：
“执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要注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才有生路。”
一位御用学者也赤裸裸地公开主张：
“中国需要有钢铁一样的领袖，他用钢铁一样的手腕建立革命的新中国，这样的领袖我们应该用热血去拥护，是忠实于三民主义的独裁的领袖。”
法西斯主义主张，无论在政治、法律、经济领域，还是在精神、道德领域，都要居于领导地位，“法西斯主义主张国家应给予一种具体的意志和权利，以便制裁一切，统治一切。”
政治方面，他们主张“实行组织坚强、行动活泼的民族独裁政治，即实行国民党的法西斯化，强力执行三民主义。”
经济方面，他们主张统制经济，即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国家主导经济发展。
文化方面，他们主张文化统制政策。他们认为，应该反对和扑灭的文化，不仅包括赤色的共产主义文化，还有黄色的社会民主主义、虚伪的德谟克拉西以及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一类“陈词滥调”。甚至还包括“个人团体观念”、“乡土观念”、“家族观念”。
为此，他们要求建立严密的组织，首先从国民党内部开始，党员不论参加文化工作与否，均不许有非组织或自由的表现。“党内完成了文化统制的基础，再在社会各文化组织内建立党团组织，使文化在党内的统制影响扩大到党外，可以更进而完成全体国民的文化统制。”
他们强调：在所有方面必须加强控制。“中国民众的文化水平低落，不少社团都操纵在民主的棍子手里。这种虚伪民主现象，不但在政治上是一个致命伤，同时在文化上也是一巨大的障碍物。中国如果要发动文化统制运动，对于社会各层的社团统制当然也不能避免。”
总之，将中国变成国民党独占的中国，只能有法西斯大一统，不容一丝一毫的异质，但凡拒绝为法西斯所同化，必为异己，必予斩草除根。他们露骨地扬言：“凡有主张一切反动文化的人和物，当不惜代价使之破坏消灭”。“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治理念，至此呼之欲出。从所谓“三民主义”向着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合流，构成抗战前夜国民党思想路线的基本趋向。
“民主共和国”是一个比苏维埃体制更适宜的选择。
与国民党的趋向相反，以平反冤假错案，制止乱捕乱杀为发端，中国共产党开始向着人类主流价值回归。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就是一个继承了五四新文化传统、民主思想极浓厚的领导人。“他上任后，一改原来的家长制，实行集体领导，恢复党内民主，开了中共党史上一代新风。这在当时是得到全党公认的。”曾任张闻天秘书的何方先生说。毛泽东对此也有定评，他认为，五四运动到大革命和遵义会议到抗战开始，是中共生动活泼的两个时期。他并戏称张闻天为“明君”，说洛甫很民主，不争权。
在“明君”张闻天的主持下，中共开始从工农专政的苏维埃体制向新民主主义体制转型。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宣告：改苏维埃工农共和国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正如决议所指出的，“这些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这是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是朝着政权开放跨出的第一步。
次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更是通过《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决议认为，“民主共和国”是一个比苏维埃体制更适宜的选择。它不仅出于抗日救亡的需要，而且“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决议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并且宣布：
“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权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部分，苏区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苏区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进一步承诺：
1.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
2.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
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启动，持续十年的苏维埃工农专政体制正式终结，陕甘宁边区政治体制改革进入实战阶段。
“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15岁投奔延安，16岁入党的何方，亲历了1941年的第二届边区参议员竞选。那次竞选，他所在的抗大三分校和鲁艺、自然科学院三个单位为一个选区，产生一个参议员。抗大提的候选人是校长郭化若，鲁艺提的是周扬，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退出竞选。因此参与竞选的只有郭化若和周扬。郭、周互不相让，各有短长——
郭化若因参加军委会议，委托俄文队队长曹慕岳替他竞选。周扬则是亲自出马，除谈了自己的施政意见外，还批评郭化若缺席，说明他对选举不够重视，将来还能保证负起参议员的责任吗？双方的拉拉队也是嚷成一片。我只记得鲁艺的拉拉队长是我的老乡刘炽（著名音乐家）。他能出洋相，花样翻新。他大喊一声：“《安娜·卡列尼娜》是谁翻译的？”鲁艺齐声答曰：“周扬！”相形之下，曹慕岳的名堂就不多。但选举结果，由于抗大人数大大超过鲁艺，结果还是郭化若当选。周扬上台讲话说：其实他和郭化若都是共产党员，不论谁当选，也都得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徐老最后上台说：他是鼓励搞竞选的，这也是将来和国民党及其它党派进行竞选时的预演和操练。过了一阵，第二届参议会开完了，郭化若迅速向三个单位的选民作了传达，其间还回敬周扬两句，但周扬那次没参加。郭化若提到，有人说他上次请假是不重视参议会工作，其实他是很重视这一工作的，而且保证一定做好，请大家监督，云云。
这是何方平生第一次尝尝民主的味道。民主的味道不赖，让何方回味至今。
从1937年底开始，陕甘宁边区就实行了选举制度，并制定《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保证选举能依法正常进行。考虑到大多数选民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很多人不识字，边区还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了多种投票方法：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画圈法、划杠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用投豆法。选民热情很高，边区的投票率总能维持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国民党当局对此很不服气，由此引发一场论战。国统区一家官办报纸断言：共产党的“普选”是做秀——“谁不知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他们既不能记自己的名，更不会记共产党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这种政府只能叫做‘魔术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产党人却掩耳盗铃，硬说‘魔术政府’就是‘民主’政府，简直就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这激怒了《新华日报》。《新华日报》立予反击，撰文介绍边区选举制尤其是投豆法的变迁，以此证明“只要有实行民主的决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
《新华日报》特别强调：
无论如何，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地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
显然，真理在《新华日报》一边。
边区的普选，后来推行到所有抗日民主根据地。据周恩来统计，截至1944年10月，抗日民主根据地人口共达九千万，都建立了普选产生的地方各级政府。
建立健全“三三制”政权，建立健全参议会制度，都是边区民主建设的重要元素，一直为史家所称道。
对边区民主建设，毛泽东有过最好的概括。1938年7月2日，毛泽东告诉世界学联代表团：
“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说：此乃边区之最大特色，即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只要做到了这一点，总能有很大效果。“在这个制度之下，无论哪一种职业的人，无论从事什么活动，都能发挥他们的天才，有什么才干的人都可以表现出来。”毛泽东最后道破天机：边区这些政治改革，有一个良苦用心，那就是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的模范区，成为民主共和国的标本。 （下转四版）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豆选”闻名遐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