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一版）他说：全中国也应采取这个制度，应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果全国人民都有言论集会结社的充分自由，全国军队中官兵打成一片，军民又打成一片，全国教育也以民主精神实行之，全国的经济建设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并与改良人民生活相连结，全国各级政府都实行选举制度，并有各级人民的代议机关，而一切这些都是为了抗战的胜利，那战胜日本就指日可待了。民主制度在外国已是历史上的东西，中国则现在还未实行。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惟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的意义与作用。
抗日与民主不可分割，必须把抗战与民主结合起来，这其实也是国统区广大的中间阶级的心声。在这一点上，中共与国统区广大的中间阶级取得了共识，奠定了宪政运动的思想基础。
1939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以此为发端，宪政运动平地而起。兑现承诺，结束一党专政，实施民主宪政，甚至成了街谈巷议的主题，宪政意识大觉醒，大普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类抗战之前属于禁忌范畴的词汇，从此浮出水面，成了流行的关键词。救亡并未淹没启蒙，救亡反而激活了启蒙，提升了启蒙，救亡运动同时构成了空前规模的启蒙运动。
而边区的政治体制改革则使边区成了抗战与民主结合的典范，成了宪政的雏形，因而备受瞩目，仿佛一颗璀璨的晨星。
一定程度的持平、均衡和中立，也是边区政治颇为可观的一景。
民主是边区政治最重要的特色，但边区政治的特色不仅仅在于民主。民主而外，一定程度的持平、均衡和中立，也是边区政治颇为可观的一景。
这种一定程度的持平、均衡和中立，来源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体察。1941年，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对此有过阐述。他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它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
既然如此，中国共产党就不能偏于一端，“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中共的社会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等一切公共政策，都要具有均衡性，都要尽可能地一视同仁，人人平等，一体保护。
中共是一个工农政党，维护工农利益从来争为人先，这方面不会有问题。人人平等、一体保护，重点和难点并不在此，而只在于如何同时维护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其它工商业者的利益。所谓持平、均衡和中立，主要就取决于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其它工商业者等在苏区历来是消灭对象的中间阶级、剥削阶级，其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与工农合法权益同等水准的维护。
答案是肯定的。这种政策调整，跟政治体制改革同步甚至更早。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已经宣布：“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以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乡村中平分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同时宣布，要“用比较过去更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
边区大门向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其它工商业者敞开，这在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是一个崭新的实验。在实验的基础上，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正式发布。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在农民与地主之间，政府必须持平，均衡，中立，是“决定”的一个基本原则。“决定”强调，“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在适当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
“决定”并且不厌其烦地具体指示：
——在处理农村纠纷中，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不是站在农民或地主的某一方面，而是根据上述基本原则，采取调节双方利益的方针。
——政府法令应有两方面的规定，不应畸轻畸重。一方面，要规定地主应该普遍的减租减息，不得抗不实行。另一方面，又要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的义务，不得抗不缴纳。一方面要规定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与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地主依法有对自己土地出卖、出典、抵押、及做其它处置之权。另一方面，又要规定当地主作这些处置时，必须顾及农民的生活。
——抗日经费，除赤贫者外，一切阶级的人民均须按照累进的原则向政府交纳，不得畸轻畸重，不得抗拒不交。
持平、均衡和中立的政策导向，至此完全确立下来。这在法制上亦有体现，作为边区基本法律的《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即为例证。
在对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毛泽东对持平、均衡和中立的政策导向，有过精彩说明。他说：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它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合力抗日。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从毛泽东的演说中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是一种社会体制，一种均衡的、混合的社会体制。它不是偏于一方，人为地制造对抗和冲突；不是利益独占，你死我活。而是包容，妥协，兼顾。它是理性的，务实的，是切合人的通常心态和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的，因而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均衡的和混合的经济体制，公营企业，私有企业和个体劳动多元并存，各得其所。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均衡的和混合的政治体制，政权向着社会各阶层开放，工人、农民、地主、资本家都可以参与，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共政策。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新民主主义同时是一种文化，一种以开放、多元、包容为特色，接受、集纳人类主流文明的融通文化。
1940年1月，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宣告：“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而当时中共要建立的新中国，就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就是被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就是被融通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正是融通文化，最终使延安成为圣地，成为当时中国的精神高地。
社会主义者当然把延安看作自己的故乡。
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延安则是专制大一统格局下的民主奇葩。
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延安始终高举抗日旗帜，对他们也不乏吸引力。
就连抗战前一直亲蒋反共的美国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司徒雷登，这时也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立场，认为共产党人首先是民族主义者，是爱国者。他因此开始接近中共，为根据地输送了大量的人员和物资。
融通文化也赋予中共以强大自信。毛泽东曾自豪地对美国外交官说：“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国企业家，也不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可反对的东西。”
正是基于强大自信，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诗意地欢呼：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不同的路径导致不同的命运。
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使国民党当局极为尴尬。既然中国可以有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既然中国人民可以有自由，有人权，有尊严，为什么还要容忍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呢？
国民党执政集团的合法性资源因此面临着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严峻挑战。
国民党当局不敢掉以轻心。其最高领袖蒋介石亲自出马，向全国人民交出了他的答卷，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中国之命运》。
其实，早在抗战之前，国民党当局就试图要给全国人民一个答卷。既然昭告天下训政六年，那么时限将至，究竟如何打算，多少得有个说法吧。国民党当局不含糊，他们给出的说法是法西斯主义，毕竟，三民主义不可能构成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思想基础，只有引进法西斯主义，才能为他们继续独步天下提供合法性资源。墨索里尼、希特勒因此相继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精神导师。
但是，风水轮流转。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招玩不转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质上就是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法西斯主义这时已完全破产，即便在中国也是人所不齿了。国民党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思想基础差不多淘空了。
本来就弱不禁风，这种情况下，中共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更给国民党当局以致命一击。
国民党当局必须应对，无可逃避。
这种情况下推出的《中国之命运》，自然举世瞩目。但可惜，它并没有能够享受它的主人所期待的荣光——它实在是乏善可陈。
《中国之命运》的核心主题就一个，即用中国传统的儒教文明，来置换国民党当局昨天所推崇的法西斯主义，以此为国民党注入一党专政、领袖独裁所急需的新的合法性资源。
因此，《中国之命运》用了很长篇幅来描述中国传统的儒教文明的伟大光荣。在蒋介石笔下，中国传统的儒教文明真是美比天仙，艳若桃花，但他无法解释一个问题：既然中国传统的儒教文明如此伟大光荣，那么在西方文明东渐之后，它为什么那样的不堪一击，而使中国和中国人民蒙受了整整一个多世纪的苦难和屈辱呢？
接下来，《中国之命运》对中国近代历史作了通盘解说。把近代中国的一切成就、一切光荣归于国民党，而把一切罪恶、一切苦难归于帝国主义列强、归于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则是其鲜明特色。用意很清楚，“述我国家民族百年的经历”，是为了“指出我国家民族今后的方向。”挖空心思为国民党脸上贴金，无非是要论证“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样的官方意识形态。果不其然，在总结中国近代历史的基础上，蒋介石宣称：
自国家有机体的生命上说，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自国家有机体的活动上说，没有了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
龙身至此挥就。下面这段话，就属于画龙点睛了——
中国国民党如能存在一天，则中国国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
党即国，国即党。党天下理论因此天然合理。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因此非但不法，而且不义，自当人神共愤，天下同讨。
这篇文章如果出在国民党南京开府之初，还不至于令人吃惊——那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低潮期，也是自由民主在中国的低潮期。那时出这么一篇文章，跟周遭的话语环境，落差并不太大。但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就国际环境而言，自由民主因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而越来越汹涌，已经成了公认的世界潮流。就国内环境而言，则有国统区宪政运动的迭次高涨，尤其有了中共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示范。这种情况下，公然以一国最高元首之尊，一党最高领袖之尊，出而为一党专政辩护，出而与自由民主对抗，其颟顸，其狂妄，其昧于天下大势，真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也就因此，《中国之命运》甫一出世，即成炮靶，而遭中共和所有民主人士痛打。
更可怕的是现实的批判。在蒋介石笔下，国民党一党专政简直就是中国人民之福。事实却印证着他的荒谬。就在《中国之命运》出世前夜，即1942年冬到1943年春，一场大饥荒席卷河南、广东，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无能，河南人饿死了300万，广东人也饿死了300万，都占当时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而在《中国之命运》出世不久的1944年，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国民党军队一泻千里的湘桂大溃退，让日本人一直打到贵州。“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当时《新华日报》的这个社论标题可说是对中国现实极为精当的写照。
专制不仅是最大的灾难，而且是最大的国耻。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老大积弱的形象，抬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在国际社会多少赢得了一些尊重。但是，中国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政治制度却没有因应着人民大众的强烈呼声，没有因应着世界潮流的巨大变化而有丝毫改观。专制就意味着背离人类主流文明，就意味着奴役，就意味着野蛮。所以，专制国在国际社会不可能真正有地位。蒋介石欣欣然于外交胜利，比如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比如联合国创始国地位的奠定。但他不知道，这些胜利并非专制之功，而是几千万同胞的流血牺牲换来的。就在他洋洋自得之时，高层次的腐败闹剧在他身边不断发生，而他莫不一筹莫展。国民党当局的贪婪和无能成了国际笑话，以至于丘吉尔总是用鄙夷的目光迎接他，罗斯福甚至打算以史迪威取代蒋出任东方战场最高统帅；越来越多的美国记者、美国外交官对国民党当局失望乃至绝望，反复呼吁美国政府不再主要援助国民党。
所有这些，无疑最大限度地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形象，最大限度地削弱了国民党当局的合法性资源。尽管国民党当局在硬力量上暂时处于强势，但在软力量上，即道义上，已接近破产。“民主的才是合法的”，这是《新华日报》1945年2月的一个社论标题。中共有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撑腰，当然可以这么理直气壮地向着国民党当局叫板。
基于同样原因，抗战胜利前夜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也可以这么理直气壮地宣布：
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它人民军队，不但在对日战争的作战上，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范作用的。1937年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一宣言，在中国解放区是完全实践了。
中共高举起民主的标杆，自由的标杆。黔驴技穷的国民党当局，这时已无词以对，处于绝对下风了。
一个是向着人类主流价值回归，从工农专政的苏维埃体制转向开放的、多元的、包容的、融通的新民主主义体制，最终形成联合政府的主张，因之迅速崛起，在精神上道义上砥柱中流。
一个是抗拒人类主流价值，固守特权，固守既得利益，固守独占、单一、排他的传统政治格局，最终从所谓三民主义转向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而为天下侧目。
这就是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不同的路径。不同的路径导致不同的命运。至此，大局定矣。 □笑蜀（据《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