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武·
3、她在丛中笑
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和诗，于1月12日给康生回信（而不是直接复信郭沫若）说：
八日惠书收到，极高兴。请告郭沫若同志，他的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近作咏梅词一首，是反修正主义的，寄上请一阅。并请送沫若一阅。外附陆游咏梅词一首。末尾的说明是我作的，我想是这样的。究竟此词何年所做，主题是什么，尚有待于考证。我不过望文生义说几句罢了。
请代问郭老好！
复信中所说的“反修正主义”的咏梅词，就是毛泽东有名的《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毛泽东的一席话，一语道破了政治玄机所在。毛泽东新诗作，也抒发了这个暂时沉默的政治巨人，在大风大浪面前静观其变、蓄势待发的心态。毛泽东以诗明志，浪漫、豪迈的诗意之中，表达着意图东山再起、再掌乾坤、期待胜利的政治愿望。
4、毛泽东和诗的深意
从郭沫若最初写的《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来看，郭沫若当时大概没有考虑到更为复杂的国内外政治斗争。“白骨精”毫无疑问象征着绝对的敌人帝国主义，可是诗中却表达了对唐僧的无比痛恨，似乎是以唐僧比喻苏联修正主义，主要表达了对“修正主义”的政治义愤，隐喻“修正主义”对帝国主义妥协，对同一阵营的中国百般刁难。
可是，当看了毛泽东和诗后，郭沫若马上意识到自己原先的想法和毛主席的想法有不一致之处。于是，依毛泽东和诗原韵，写了一首和诗。毛泽东所谓“和诗好”，无异于肯定了郭沫若和诗的用意。其实，对郭沫若和诗的称赞，恰恰隐含着毛泽东对郭沫若原诗政治内涵的不认同。其中的原委曲折，郭沫若在以后的文章中说了出来：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这就是我对于“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的唐僧的判状。
但对戏里的唐僧这样批判是不大妥当的。戏里的唐僧是受了白骨精的欺骗，因而把人妖颠倒了，把敌友混淆了。他是蠢人做出了蠢事。在戏的后半，白骨精的欺骗当场揭穿时，唐僧也就醒悟过来，直到悔恨，并思念孙悟空。
原来，郭沫若《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诗，主要的批判对象是“唐僧”，而在毛泽东眼中，这是可以争取的中间派，而真正的敌人应当是“白骨精”，而“修正主义”在毛泽东的眼中，便是“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文人看政治的眼光，毕竟不如政治家锐利。毛泽东高超的政治艺术，在酬唱、转承之间，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至于谁是“白骨精”、谁是修正主义，在郭沫若《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苏修”是不是修正主义还是很模糊的，或者说在他眼中还是介于敌友之间。但毛泽东的和诗一出，郭沫若马上意识到，“苏修”在毛泽东的视野中毫无疑义就是“白骨精”。
在国内外政治斗争日趋紧张的1964年，郭沫若旧事重提，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玉宇澄清万里埃”——一读毛主席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七律》，终于把两年多前的认识说了出来：
假如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以敌为友，以友为敌，不是像唐僧那样受了敌人的欺骗，而是投降了敌人，和敌人一个鼻孔出气，那就完全不同了。像这样有意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人，他本身就是白骨精，或者是替白骨精服务的变相妖怪。我们就不应该把对于这种人的看法，和戏里的唐僧形象等同起来。主席的和诗，便是从事物的本质上，深一层地有分析地来看问题的。主席的和诗，事实上是改正了我的对于唐僧的偏激看法。
在1961年底1962年初的那次诗歌唱和中，毛泽东对国内外政治局势，显然有着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在毛泽东眼中，紧张的国际局势、严峻的中苏关系，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政治问题，而且是和国内种种问题、党内种种分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内路线的分歧和修正主义苗头，是国际修正主义和阶级斗争在党内、国内的必然反映，而且决非孤立现象。
所以，在中苏两党、两国发生大论战的时候，包括“九评”在内的一系列论战文章的目的，就不但是对苏共领导集团的严厉驳斥，而且也隐含着对国内出现的修正主义的警告。
5、领袖生日放颂歌
1962年12月，适逢毛泽东70虚岁生日，郭沫若写了一首《满江红·领袖颂》。《光明日报》在1963年元旦，以《满江红——1963年元旦抒怀》为题发表：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郭沫若的这首词又一次引发了毛主席的唱和。这倒不一定是内容的称颂，很可能倒是郭词所描述的雄阔气魄、斗争风姿，深深吸引和感染了毛泽东。毛泽东读后，心潮澎湃，大发感慨，在短短数日后的1月9日，彻夜未眠，挥毫吟诵成一首《满江红·和郭沫若》：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尽管郭诗写得不错，但毛泽东和诗之气魄，更是非同凡响。
郭词主旨，乃借祝寿表达敬仰之情；毛的和词，却展现了纵横天下、战无不胜的政治情怀。因为“反修”、“防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战略和斗争策略，在1963年已经驶入了历史的快车道，毛的和词，可以说是这一政治动向的艺术化标记。何况，毛的和词，首先是在1月9日“书赠恩来同志”的，借此向周恩来传达政治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郭沫若毫无争议地成了毛泽东诗词的第一解诗人。
而毛泽东本人，对郭沫若的解诗之举，不但不视为游戏消遣，反而相当重视。比如，1962年郭沫若写《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时，涉及《忆秦娥·娄山关》的阐释，在送呈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详细读后，认为郭沫若的解释不准确，亲自捉刀，以郭沫若的口吻进行修改，有近千字之多，其修改之处大多为史实考证之类，根本没涉及政治观点。在修改稿最后，毛泽东还感叹“解释之难，由此可见”。仅仅从这件小事，就可看出毛泽东对郭沫若解诗的重视程度。
据专家统计，郭沫若写的阐释毛泽东诗词的文章，达20余篇，但绝大多数没有收入《郭沫若全集》之中。郭沫若的解诗，不是一般的诗歌阅读欣赏，而且往往写于有重大政治动向之时，他用浅显易懂、明白无误的白话，把这种重大政治动向传达出来。
最重要的信号，或者说毛泽东最主要的政治意图，被郭沫若用诗歌和解诗的特殊方式充分展现了出来，而且为毛泽东所接受。从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毛泽东和郭沫若的友谊的深厚度。（续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