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 黄耀祥
我的家乡武功，位于关中道上，一马平川，土地肥沃，盛产粮棉，是三秦大地为数不多的富庶县份之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人们犹如好斗的雄鸡，与天斗、与地斗、与资本主义斗，结果是越斗越穷。那时，我在离家七八里远的公社中学上学，不在学校住宿。早上中午在学校学生灶上就餐，从家里背来苞谷糁，每斤交上2分钱，每顿喝上二两一碗的苞谷糁稀饭，加上从家里带来的苞谷面饼子，这便是我们的口粮。晚上回到家里，天天都是中午做好的“搅团”，吃得胃里直吐酸水。就这，也不是家家都能吃到的晚饭。当时我正处在鸡烦狗嫌、不知深浅的年龄，常埋怨母亲不会换个花样。其实那能体会到母亲“今天吃饱了，明天吃什么”的生活苦衷。
在学校灶上吃久了，叛逆的我们总想改善一下伙食。那年秋天的一个中午，我们三十多个同学相约，破天荒地每人从家里带来一斤白面、一毛钱，准备吃顿捞面条。
中午放学了，简陋的学生灶热闹非凡。大伙按照班长的分工，买菜买油轧面条。几个会做饭的同学，自告奋勇当起了“大师傅”。
厨房内外，不时有人探头探脑，进进出出，眼睛却饿狼似的盯着锅里的“猎物”。面熟了，尽管班长高声喊着大家不要挤，小心烫着。又有几人能禁得住面条的“诱惑”，顾得上学生的斯文！前面的一拨吃完了，后面一茬人赶紧冲上去。就像战场打冲锋，你争我抢，前赴后继。一个个吃得满头大汗，吃得脸上放光。那香喷喷的捞面，深深地烙在我们幼小的记忆里。
几十年过去了，捞面已不再是什么稀罕之物，鸡鸭鱼肉充斥了百姓的餐桌，人们再也不会为温饱问题发愁了。儿子放学回来，看到桌上的捞面，皱眉咧嘴：“又是吃面，不会做点别的！”我苦笑着，思绪万千，不由长叹：现在的饭真难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