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柯·
何清涟女士的《现代化的陷阱》，这部探讨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学术著作，上世纪末问世后，曾创下海内外发行量达百万册的奇迹，并在国内学术界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个中原因，恐怕就在于这部充满人文精神或曰道德批判的著作，在于“讲真话”。
比如作者在书中断言：“中国当代所有的经济问题虽发生在经济领域，但其根源却深植于非经济领域。”这既表明了作者的一种学术观点，即研究中国转轨期的社会经济问题，不能不管不顾其政治内涵（包括文化内涵），而只埋头纯技术性分析。同时，这也是对国内存在的权力市场化，导致了诸如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的一种委婉表述。回顾我国20余年的改革历程，固然创造了举世公认的经济奇迹，但在资源配置上，亦不难发现“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如是说并非否定“政府干预”）。诚如该书所言，在改革开放前几轮竞争中，得利最大的就是掌握资源分配（包括经营特许权这类无形资源和土地、计划物资等有形资源）大权的部门和国企经营者。“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出于互利这一目的，展开了大量的寻租活动。”诚然，搞此腐败的只是“少部分掌权者”，但他们，以及通过“权钱交易”换得自己特殊利益的私企老板们，利用资源分配上的起点不公，从而神话般聚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与普通老百姓拉开了贫富差距——而普通群众（如国企职工）其实对计划经济留下的“遣产”，也拥有自己那份权利的。
缘此亦涉及到资源分配过程中的公正缺失问题，即如我国国企虽存在“所有者虚位”问题，但并不能因此就认定这部分国有资产是“无主物”。咄咄怪哉的是，近年国内某些经济学家在国企产权改革中，以引进西方交易成本理论为名，脱离国情，提出什么“交易先于产权”，或对减少“制度变迁的成本”等问题津津乐道，而对交易的前提即交易权利问题，以及“制度变迁”（如产权变更）中涉及到的职工历史欠账与劳动者对这部分国有资产的自己那份权利却绝口不提。于是乎，为了争吃这顿“最后的晚餐”，国内企业界一时间掀起“经营者持大股”，“管理层收购”的热潮。在产权改革大旗下，公然鲸吞国有资产，化公为私。这种有悖公正的“权家统吃”（秦晖语）现象，亦为后来著名的“郎旋风”事件，以及国资委对大型国企产权向管理层转让的紧急叫停埋下伏笔。这个按下不表；咱回头再来看该书中有关国企改革不能回避企业对职工的债务问题，以及改革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和调节各种利益矛盾和利益关系等论述，确是为公众愿意接受的中肯之见。亦符合中央提出的“更加注重社会水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精神。
学术研究能否做到“讲真话”，亦与研究者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关系甚大。如有的经济学家不顾常理，宣扬“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抑或什么“是消解旧体制力量的最佳选择，成本最小，效益最大”。面对强势群体（如资本阶层）对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肆意侵害，有的经济学家却在那里阔论经济学不讲道德，或认为经济学并无姓“富”姓“穷”问题（殊不知美国人阿马蒂亚·森正是因为关心贫民，对福利经济学作出了卓越贡献，而荣获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无须赘言，这些经济学家的屁股坐向哪里，相信读者自有明断的。当代中国改革离不开经济学，尤其需要既讲“学术自由”又讲“学术责任”（社会责任）的经济学。这也算是我重读《陷阱》的一点感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