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
弗兰西·斯培根是英国历史上的名人，西方哲学史上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就我读过的罗素和梯利的两部哲学史来看，都为他设置了专章，在文学上，他和法国的蒙田，是散文的巨擘，对后世影响甚大。当然培根涉足官场，在品格上为人所诟病，然而我们不可因人废言，而抹杀了他在哲学和文学上的成就。
培根著作甚多，但《培根论说文集》最为读者喜爱，百读不厌，是散文的经典。本书的中译本甚多，我以为商务出版的水天同的译本是上乘的。译者中英文皆有很高造诣，而且对于译事，有自己不同于众的看法和见解，我们试从《培根论说文集》译例中择两节，以见一斑：
“译此书时或‘亦步亦趋’而‘直译’之。或颠倒其词序，拆裂其长句而‘意译’之。但求无愧我心，不顾他人之臧否也。夫‘直译’‘意译’之争，盲人摸象之争也。以中西文字相差如斯之巨而必欲完全‘直译’，此不待辩而知其不可能也。亦有两方语句，不约而同，顺笔写来，自然巧合者，当是时也，虽欲不‘直译’岂可得乎？此中取舍全视译者中英文之造诣如何，非一言可决也，局外之人，必欲强立规律，定为一尊，则胶柱鼓瑟，刻舟求剑，徒贻笑于大方，全无补于实际也。译文以白话为主，然间亦用文言者，培根之文时而平易朴直，时而雍容典雅之故也。译者既抱定传达原作意思口吻之宗旨，自不必墨守一格，禁于一隅也。”
引证稍微长了一点，但确是一段很精采的文字，对译事很有见地、很精辟，说得很自信，口气也很大。有点现代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鲁迅与梁实秋、赵景深之间，对译事曾有一次激烈的论争，鲁迅主张直译，宁可信而不顺，而梁、赵主张意译，宁可顺而不信。所引水天同的这段文字显然是针对这次论争的。梁赵的顺而不信主张，自然是不对的，但梁实秋的一些优秀译作，确能做到顺信兼备。鲁迅直译主张，用心是好的，为的是引进外国语言的长处，使中国语言更丰富精密。但是宁可不顺的主张，当时瞿秋白就公开表示异议。鲁迅的译作也有很优秀的，如果戈里的《死魂灵》，我觉得这是因为果戈里与鲁迅同为嫉恶如仇的讽刺大家，在艺术个性上有相近处，所有容易译得传神。但鲁迅的著作，也有个别地方，不顺到令人难以看懂的程度。如“较之自己较之别人，还要亲近的人们”，读者看了能懂吗？鲁迅译的普列序言诺夫著的和卢那察尔斯基著的两本《艺术论》，都很难读，后来都有了新译本。
水天同把直译意之争斥之为盲人摸象之争，然后说出充分的理由，这就是说他们提问题的方法不对。问题是提法，是学术研究的肇始，未有问题提得不恰当而能有所成的，没有题目不对而能作成好文章的。瞿秋白当年也指出鲁迅提出的口号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也就是提法有问题。不过瞿秋白当年轻率地否定了严几道（复）也并不妥。经过一百多年来的争论，现在大多数人还是觉得严复的“译须信达雅”，是不利之论，他的这一见解正确而缜密！当然，他的另一句“文必夏殷周”，被时代抛弃了。
水天同先生与陕西颇有渊源。他曾在西北大学执数，据说担任过图书馆长。院系调整后调至北京外国语学院，1957年错划右派。从所引那段话中，他是有独立见解的人，有个性，敢于直言，招来丁酉之祸自是必然。水氏为甘肃望族，水梓先生是天同先生长辈，是中国二十世纪教育界先进人物，从吴宓日记中看到二十世纪初吴在美国留学时，水梓即去美国考察教育。抗战时期为拯救民族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现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为人熟知的水均益，也为水氏家族新一代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