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由省总工会4个调查组和全省10市总工会对我省183个企业近万名农民工的就业和生活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些企业打工的农民工，权益被侵害的现象仍然存在。其中，在劳动时间长、工资待遇低等方面的侵权很突出。虽然，近10年来，西安市总工会就业服务中心先后对34000名农民工进行了就业技能培训，帮助8200名农民工实现了就业。可我省首个“进城务工人员维权服务站”自去年6月在西安市总工会成立以来，截至今年元月底，仅接待咨询农民工258人，其中打电话的占到156人。为什么更多的农民工不来工会寻求帮助？是他们的权益没有受到伤害吗？笔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工会能帮农民工？我不知道。”许多农民工流露出疑惑的眼神。
一位已经年近四旬、在西安干了七八年水电工的三原农民工，经常在文艺路附近一个临时的人才交流市场找活干。用他的话说：“在外打工，没有不欠工资的。可欠了就欠了。既然人家想赖帐，咋都能找出理由。有找老板说理的时间，还不如再找个活干。”当笔者告诉他，现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把维护农民工的权益看得很重，已经在工会成立了专门帮农民工维权的机构，他虽然记下了工会的电话号码，但依然半信半疑：“上边的政策对着哩，就不知底下咋执行。”
笔者在这个有数百农民工的临时人才交流市场了解到，在这里求职的农民工，绝大多数对工会能帮农民工维权一无所知。听说笔者有农民工维权机构的电话，他们顿时将笔者团团围住，争相递上纸片，让笔者写下电话号码。一位从兴平来的农民工听说现在农民工也能加入工会、理直气壮地找工会维权，兴奋地说：“应该搬上桌子，在大街上给农民工讲解。”另一位拿到了电话的农民工则说：“昨晚还有一个农民工在附近打了6天工，没拿到一分钱，还被打了一顿。要是早知有这地方，就不用跟老板理论，也不用挨打，直接找工会就行了。”
——工会干部说：“农民工权益受侵害，需要大量法律援助。我们是群众组织，专业人才有限。只能作为第一知情人和第一呼吁人，了解农民工权益受侵害的情况，进行协调，帮助引导他们维权，达不到农民工理想的效果。”
只要能提供侵权证据，他们会据理力争，依法为农民工讨公道。在农民工没钱请律师的情况下，他们主动帮农民工写诉状，帮农民工搜集法律依据，甚至钻研法律条文，随时准备以公民代理人的身份为农民工上法庭。但绝大多数来这里的农民工，都是因为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需要法律援助，而维权服务部懂法律的专业人才十分有限，难以满足他们的需要，一些农民工因此感到失望。
依法维权要用事实说话。许多农民工却没有劳动合同，拿不出侵权的证据。尤其是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农民工，经层层转包，连法人是谁都说不清，给维权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每逢这时，维权服务站的同志只能认真听农民工详细叙述侵权的经过，指出问题存在什么地方，符合哪一条，应依据哪一条法律解决，然后指出维权的途径，帮助他们联系有关部门。这让一些没有达到维权目的的农民工感到失望，也因此未能产生一传十、十传百的效果。
——“农民工有困难找工会”已是全国总工会对各级工会寄予的厚望。但维权工作步履维艰，单靠工会一家撑起农民工维权服务站力量单薄。
据调查，我省农民工权益受侵害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比率很低，表现最突出的是商贸、服务等企业。二是劳动时间过长，休息休假没有保证。三是工资待遇低，月收入500元以下高达半数以上。四是劳动条件差。五是工伤、医疗、养老保险参保率很低。六是还有侵害人身权利等现象。而解决这些维权问题，无一例外涉及到企业老板的经济利益，在与之交涉的过程中，工会作为群众组织，虽然联系面广，可以多方协调，但对用工单位没有制约能力，维权的效果十分有限。如一位农民工在打工时受了伤，老板不给看病却让走人。服务站根据农民工提供的电话号码，不是找不着人，就是不接电话。许多类似这样的情况令服务站的同志十分无奈：假如是对用工单位有制约作用或制约手段的单位，还能受到如此轻视吗？
据了解，自去年全国部分城市同时成立“农民工维权工作站”以来，河南信阳、广东广州等地出现了一种“四加一”的工作模式，大都是市委掌舵、政府主管、人大监督、政协参与、工会运作。这使得一些制约工会维权的困难迎刃而解。如许多农民工都是游离于不同的工地，他们打工的单位也不固定，有的甚至无根无底，找不着人，工会付出很大代价，效果也未必理想，四大班子的参与，问题就不难得到解决。为了支持工会帮农民工维权，石家庄市对农民工需要的法律顾问，不问经济收入，有求必应，大大增强了工会帮农民工维权的力度。
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工会义不容辞的责任，社会各界都应对工会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工作给予足够的支持。要加大工会帮农民工维权的宣传力度，使更多的农民工能够得到工会的帮助；尽快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强化工会维权服务站的维权功能；建立专门为农民工维权提供无条件法律援助的志愿者队伍，满足农民工维权的法律要求；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诚信机制，从源头上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卢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