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攒书的念头始于“文革”年代，某次花六分钱买了一小册革命宣传材料，把它谨慎地收藏在抽屉的旮旯，那是我的“书之初”。父亲是研究明史的，与吴晗、谢兴尧等明史专家有过交往，邓拓还批阅过父亲的文稿。为了明史，父亲不顾母亲反对，举家从上海迁往北京，理由是北京是明朝之都，研究起来方便。等我少年时，家里已有一面墙的书柜书架。几十年风霜雨雪严相逼，父亲的藏书损失殆尽，有时候是旧书店的人上门收购，还有的是自己拎到旧书店卖掉。我更对跟着父亲去卖书感兴趣，收旧书的是一长柜台。你要卖的书放在上面由老师傅挑——“这个打七折，这个打九折，这些只能上秤了。”我觉得好玩，哪里懂得大人卖书时的苦酸。父亲的藏书目录现在我手中，我常问他，“这本怎么没了？这本还在吗？”他说都为了你们换饭吃了。当年用过的书柜早已无影无踪，仅剩下一个四层的书架在我这里，几次搬家几次处理旧货都没舍得淘汰，永远地作为一个家庭书史的纪念物罢。
父亲的藏书不能满足少年时代我的阅读兴趣，还是与同时代同龄人一样，喜欢《铁道游击队》、《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一类的经典革命小说。这十几年来，我已悄悄地把少年时读过的后来全丢弃的这些红色小说，一部一部从旧书摊淘了回来，当然不是新版的，必须是五六十年代初版的。最好还是插图本。
插队八年，当然是什么也攒不成了。“三言两拍”之类的旧小说成了知青们的“最爱”，看得太热衷终于被积极分子告发，派人来查，我们只好一页页撕下扔到灶火里烧掉，至今犹记火光中迷茫的思绪，书荒年代心更荒。
回城之后，找工作谈对象结婚找房子生孩子，蹉跎岁月、混混沌沌，几乎把书给忘了。一切稍安，“攒”书之念又冒出来了，正所谓“六根未除，七情不绝”，一碰到适宜的温度和土壤，它总会冒出来。市面上“书禁”大开，书越出越多，不胜其攒，也难怪吕淑湘责怪“书太多了”——那真是一篇妙文。结婚时，我的“嫁妆”也就是十来本书，其中惟一的旧书是父亲劫后余存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我对郑振铎对版画感兴趣，皆因此书而生，甚至买了千元之巨的《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一对比，新翻印的版画没有旧翻拍的版画来得有味道，终于醒悟：旧书之魅力来自陈旧感，“翻旧”终不能“如旧”。从此开始弃新迎旧，一脚踏进琉璃厂旧书铺……
（谢其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