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5岁上小学，到现在年近古稀，从读书、教书到写书，一辈子都在同书打交道。因此，说起读书生活来，倒是有不少话题呢！
近20年来，我读书大都是为了工作，很少有自己选择的机会，也就是说，很少有读书上的自由。
37年前，即1969年初夏，“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茶时节，我乘火车南下探亲。在北京站上车时，发现邻座一位军官带着一本《红楼梦》。我立刻从他手中借过来，并约定长江以北归我读，过了南京就还给他。于是，就着车厢里并不明亮的灯光，我如饥似渴地从北京到南京的近20小时中读完了《红楼梦》的前40回。也不知道这是第几次通读《红楼梦》了，但感觉仍然是那么新鲜，那么有魅力。可是，当列车跨过长江大桥，我把书还给邻座那位军官后，他只读了一会儿就被在列车执行军管任务的一位小排长没收了。无论我们如何同他争辩，他一口咬定我们在列车上不读毛主席著作而读封资修文艺小说就是不对。到了江西的鹰潭站，那位小排长带着那位军官下车，到小排长所在部队师部去“说清楚”，我真是百般无奈，感慨万千！这件事过去37年了，可每当我回忆起它，就感到可以自由地读书是多么幸福啊！ （何镇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