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多年，承蒙几家出版社的垂青和厚爱，我曾陆续出过几本集子，但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出了最后那册《北窗散笔》后，眼看着出版业因面临市场的压力已日益艰难，便从此视出书为畏途而不敢轻易问津了。岁月蹉跎，匆匆又是二十多年，有几位朋友也许是看到我不甘寂寞，一直仍未辍笔；也许是有感于我笔耕了大半生，也该打个结了。便不止一次怂恿我抽暇将自己多年来所写的东西收集起来，好好分类筛选一下。无奈一向因循懒散的我，总觉得已往虽东涂西抹，诗啊文啊，长啊短啊，所写的各类作品倒也不少，但毕竟差强人意者尚少。
借用明末张宗子那句自嘲语来说，怕真的是“仅堪覆瓮”吧，直至今日要从古城的东郊移家北郊，才给我提供了一次有如薛平贵算军粮的机缘。要搬家么，自不免要翻箱倒箧，收拾重整。原想“文革”前屡屡下放，捉锄把的时候多，捉笔杆的时候少，“文革”后又偏重于诗歌、散文及报告文学的写作，只是偶尔动笔写点杂文、随笔。可没想到不翻不要紧，一翻简直是一堆堆文字乱麻，委实是剪不断，理还乱。最后只好避重就轻，将别的暂且放下，先把历年来给南北各地一些报纸副刊所写的“方块”，即杂文（读书随笔和知识小品，虽亦系方块，拟嗣后另编一集）梳理和挑拣一下吧。于是就初步整理出这本集子，编好后一看，开首的《也谈繁文》和最末的《莫作朝开暮落花》，恰巧都是写给《人民日报》副刊的。自然其中还有写给《光明日报》、《文汇报》、《今晚报》以及《求是》等报刊的。这足以说明，原本出身于报人的我，虽不才不敏，却始终还是和报纸有缘分的。
集子编好了，照例前边应有一篇序文。按传统的做法，自然最理想的是请个自己一向尊敬和心仪的文坛前辈“弁言其首”为佳。但是说来很遗憾，我多年前就渴望能为我杂文写作指教的秦牧，以及胡昭衡、罗竹风、巴波等，近几年都先后作古了。
但对诸位前辈已往对我写作的关爱和勖勉，我将是会永存感激之情并没齿难忘的，既然这样，只好自己动笔来个开场白了。
我这个人干什么事都是全凭一时的兴致。什么书都想读，什么文体都要尝试。之所以迄今鬃生华发仍书剑两无成，多半就是吃了这心志不专的大亏了（即如梁任公所谓的“务广而荒”之弊。）
啰嗦到此，才发现集子还缺个书名，正踌躇间，忽然想起前两年应某报纸杂文编辑之约曾写过如下一则有关杂文的“自白”：
我爱读杂文，偶尔有感而发也动笔写点，总觉得这种文体淬舌剑于笔端，吐辞锋于纸上，最有助于革故鼎新，激浊扬清，于世大有益焉。杂文既要见识独到，又要文采斐然；既要言之有物，又要推理明晰；既要学养富赡，又要笔力雄健。要真正写好，德、识、才、学、情是缺一不可的。只可惜自己一向资质鲁钝，又加之学养不足，所作杂文，自是卑之无甚高论，顶多是些草野琐言，榆枋之见而已。
好了，那就索性以这“草野琐言”四个字来做这本集子的书名吧。但望能得到方家的指正和读者的认可，也就庶几了却我的一桩心愿。 （本报有删节）
（毛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