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碧澄·
去年7月，沈阳一位名叫邹有杰的男子，在火车铁轨上清理单位卸煤散落的煤面时，被火车撞倒，造成右上臂碾压伤不全离断、肩胛骨粉碎性骨折。日前，沈阳铁路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8年前的[1979]178号《火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处理暂行规定》，做出赔偿300元的决定。
又是一个暂行了28年的“暂行规定”，笔者翻阅规定发现，其中对事故死亡赔偿的金额为80到150元，其中还写着要给死者家属解决粮票的文字！难怪人家邹有杰不满意了。而笔者查阅这部《暂行规定》的时候还意外地发现，其中第五条明确规定，“发生路外伤亡事故，应成立事故调查处理委员会，负责调查处理。事故调查处理委员会在当地县以上革委会领导下进行工作。”乖乖！看了人家能赔偿300元已经不错了，要是让你邹有杰去找“革委会”解决去，你可去哪里找呀？
百年前，有人就做出了“中国的落后在于制度落后”的断言，或许对于这句话我们需要新的理解——这些年，我们多局限于“落实政策不得力”之类的具体工作问题，而忽视了“活的人”在“死的规则”之内，推动规则良性新陈代谢的责任。——二者多少是有一些因果关联的。
目前，尽管基层行政单位都动起来，为规则的更新行使自己的义务，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消除所有的落后规定，但窃以为，只有将行政机构这部分义务落实了，才能够为立法机构开拓更宽的立法、修法的视角，我们的法律法规才能够具有新陈代谢的创新之力，公共管理才能焕发出更大的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