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亚婷
不知道怎的，我越来越对女性的问题敏感，在我的眼里，英国作家哈代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个女权主义者，因为他笔下的那些纯洁的、才思敏捷的女人都不该失败，不该那样走向毁灭，这是否带有性别的某种忿恨还是不满？总之，我总是不由自主地会把男性放在我的对立面，他们成了我反思女性自身的一面镜子。
英国女权主义者吴尔夫认为女人在文学中总是显得鲜亮，可是在历史的记载中却无人问津。世界文学作品中的女性犹如耀眼的明星照亮了文学的苍穹：包法利夫人、安娜、克莱奥佩特拉、卡门、娜娜等，她们已经成了带有文化或者文学象征的符号。可是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她们在哪里？
即使她们处于次要地位，却成了男性文学的灵感，他们或是抒情，或是蔑视，或是谴责，或是梦想，女人成了写作的焦点。我想，他们也许只是崇拜“女人”概念本身。女人是隐喻性的，是抽象的存在。如果她们还能带来什么，那就是她们开启了男人的想象力，在想象力的驰骋中，真正的女人是空白的。女性似乎与艺术的发展很密切，女人被画、被写、被拍，而笔握在男人的手里。看来，女人本身潜在力量是神秘，揭开神秘的面纱会使人浮想联翩，所以，男性大概是想给女性套上一个面纱，或雅或陋，便随了个人的心愿。
世界杯开幕了，全球为之激动狂欢。我为一个标题所震撼：《我知道我会死在那里——一名东欧妓女的世界杯之旅》。此文刊在2006年6月16日的《青年参考》的第23页上，在第22页上是巴勒斯坦“人弹之母”马里亚姆法拉哈特，手端冲锋枪，目光很坚定。为什么有些女人以身体为本走向堕落，而有的女人可以为了自己的民族显得如此高尚？我们既可以高歌奥林匹克之歌，我们同样可以放纵自己。如果男性把自己的欲望无所顾忌地外化了，那么，从事这种职业的女性是否是不可原谅的？当我看到马里亚姆法拉哈特的时候，对她心生敬重，感到了生命的神圣和崇高；当我看到德国妓女为奥林匹克所做的一切的时候，我感到沮丧和失望。
两性之间存在着差异，就必然产生差异话语。站在边界说话也是一种生存美学。当今的女权主义已经走向温和，走向多元，这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对于自身明智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