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在代表中央综治委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进行情况汇报时指出，近年来我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成效明显，在放宽落户政策方面，要逐步地、有条件地解决在城市有稳定职业和固定住所的流动人口的户籍问题。在这方面，浙江省在实践中已经走在了前面，通过“居住证”替代暂住证的方式，使部分流动人口在就业、教育、计划生育、劳动保障等方面享受到与省内市民同样的待遇。
人口迁徙本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人类活动的重要特征之一。从政治角度看，这是一种天赋权利；从经济角度看，在市场机制下的人口流动是一种基本要求，是自动调节、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前提条件。但在我国，这种自由迁徙却遭遇了制度性的障碍。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户籍制度通过地方政府实施的登记程序，把公民划分成“农业”或“非农业”户籍人口，并成了代代相传的社会身份。这种制度还意味着公民因住地的不同而享有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利益：许多单位在招聘时都要求应聘者有所在城市的户口，外地人因此到处碰壁；孩子若没有所在城市的户口，上幼儿园、上学都要交额外的费用；农民工在城市失业，也不会有失业救济这一说。这些都造成了城乡之间、不同城市之间事实上的割裂。
户籍制度本是为了分配资源和控制人口流动。但其实践的结果却使我国社会发展遭受了不应有的阻碍。如强行分割城市和农村两个人力资源市场，原则上只能在户籍所在地就业和居住的制度，严重阻碍了人才流动，降低了经济的效率。而对城乡区别对待，实行不同的福利待遇则强化了身份等级色彩，加剧了城乡收入悬殊的情况。更有甚者，户籍政策的结果是出现了官方认可的对流动人口的歧视，不仅威胁到流动人口的福利，也威胁社会的稳定，甚至引发过人道主义悲剧。
制度是僵化的，但人们选择居住地和幸福生活的热情不会因制度的限制而自动停止。事实上，户籍制度也并未能阻止人口涌向大城市，只不过在那些人群那里造成了更大的困难而已。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外地人数量仍然庞大，也不会有人因为有合适自己的工作但是没有户籍而离开。这也证明了流动人口的流向是由一个城市的经济结构决定的，而非户籍制度。但问题是，户籍制度虽未改变人口的流向，却大大加深了对流动人口的歧视。所以，最终需要取消户籍制度，代之以更加具有服务性功能、而非限制性功能的流动人口属地化管理制度。今后20年将有3亿农村人口陆续转化为城镇人口，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将持续存在。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问题，提早做好准备，那么，日益庞大的流入人口注定会对毫无准备的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城市管理能力造成极大压力。
制度需要适应人口流动的现状，而非相反。目前，户籍制度的废除，城乡之间、居民和农民之间的平等待遇在中国实现的时机已经成熟：近30年改革开放所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财政税收的连年高速增长，都为解决问题积累了经济基础；义务教育的普及，农民素质的提高，也为城乡一体化提供了人口结构前提；政治观念的进步，更使不平等的户籍制度面临巨大压力。现在需要做的是，把已经开始的改革引向深入，直至最终以新的人口管理和服务制度取代目前的户籍制度，这些举措包括：放宽城市户籍的条件，逐步取消户籍与公共服务的挂钩，支持包括民间机构在内的社会组织向流动人口提供社会服务等等。流动人口属地化管理，服务功能优先，应该是中国人口管理必然的发展方向。
最后，那些深受“中国第一证件”折磨的弱势群体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取决于这些举措能否落到实处。 （雷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