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如今，似乎每个地方都在谈民生，都争相以“民生”论证某个政策和某种投入的正当性——可“民生”这个词的定义太含糊、外延太开放了。教育、卫生、科技、文化、农林水、环保、公共交通等所有事务管理无一不属于民生范畴，这些事务中的每种花销也都可以归于民生。举个例子，如果准备投入100元用于公共教育，教育当然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可别以为这100元钱最终都用到了教育上和分到了每个孩子手中。这个“民生链条”长着呢：为了完成这个投入，从官员吃喝到出国考察，行政成本先占去了50元，然后在市场化操作中商人要赚10元钱，如果有部分官员腐败中饱私囊又可能耗去10元，部门办其他事又会截留10元——100元投入最终流到教育上只有20元了，而100元都归到了“民生投入”上。
这种“民生缩水”并非我杜撰。原审计长李金华就以自身的“民生资金”审计经验描述过这种现象：中央转移支付渠道很长，从中央部门一直流到一个村，可水渠是要渗水被“截流”的，有的时候水流到村里面就没有了。近来媒体曝光的云南石林一个中标价1008万元的民生工程，经过层层盘剥后，最终流到施工人员手中仅剩下66万元——可在财政账目上，民生投入就是1008万。这是典型的“伪民生财政”。
如何才能使政府承诺的“民生投入”保持纯粹民生性，而不会发生缩水或偷换呢？通过给民生下一个清晰定义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因为确实太难定义了，而且定义的权力目前是集中在发话部门手里的。那么，“伪民生财政”的命门又在哪里呢？
民生的实质不在于民生本身，而在于“由民做主”；民生财政的关键不在于“民生如何定义”，而在于“谁掌握着财政的主导权”，决定着财政最终的归属——如果让花钱的政府自身掌握公共财政的主导权，财政分配必然倾向于“官生”，行政成本和吃饭财政必然无比庞大，民生必然处于“等人恩赐”的被动地位。只有“民主财政”才能保障民生财政：如果公众能充分享受到纳税人的权利，能真正掌握着财政预算的审批权，能通过自己选出来的代表对财政进行监督，能看到公共财政中每一分钱的具体流向，在纳税人自始至终的监督下，财政会自然而然地流向“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