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介人
大概是因为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吧，许多人在富了之后很有些晕头转向，找不着北了。不是在下臆测，只要是稍微关注媒体的人，都不会持反对态度。
广东有一位姓王的老者，四个子女中有两位是亿万富豪。老者归天后，子女为他准备的棺材价值28万元，因为木料沉重，10条大汉只能抬起棺材盖的一角；一块面朝大海尽览小梅沙之景的墓地，就耗费了数百万元；50余名和尚道士在广州市殡仪馆里作法，用七天时间超度亡灵……王家为操办这次葬礼，耗资达数百万元乃至近千万元。（《南方都市报》）
按理说，有钱人花自己的钱，无论怎么花，别人是不应该说三道四的，但像王家这样花钱，则显示出富人的邪恶和犯罪。因为虽然钱是你自己的，但资源却是社会的。你有权花钱，但无权浪费。安葬一位老人就耗资千万，这对人民币本身是一种轻蔑和践踏，在他们的眼里，人民币不过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卫生纸！至于他们所耗费的社会资源，那无疑是对社会的一种不可容忍的罪过！有钱固然与个人的才干关系极为密切，但计划经济时你为什么富不起来？而如今富起来了，居然为社会抹黑乃至亵渎社会，就不能不让人厌恶和气愤了。
胡乱花钱的现象如果只是表现在个别人身上，那也只能说是个个体素问题，可是，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的铺张浪费、显阔摆谱却不能不令人忧虑。湖北省十堰市的竹山县为搞什么女娲公祭大典，就一下子投资了1500多万元（据《人民日报》）。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为纪念神话传说中的女神就如此慷慨解囊、耗费巨资，真是气壮如牛、不乏魄力！司样是国家级贫困县的陕西靖边县，县委、县政府为了自己的舒适安逸，投资5027.7万元修建了在县城鹤立鸡群的办公大楼。此楼高九层，两边连着四层高的配楼，一层的门厅和玻璃大门如酒店般华丽，仅门厅及庭院装饰就花费了数百万元。据该县民政部门调查，全县农村尚有危房、危窑2560间，涉及3673人。全县还有8.43万农村人口没有达到安全饮水标准，占总人口的1/3。目前仍有贫困人口5.7万人，占农村人口1/5（据《瞭望新闻周刊》）。如此状况的贫困县里的“老爷们”却强占资财、与民争利，何谈执政为民？简直是一群贪图享受、挥金如土的寄生虫！
无论是个人的显阔挥霍，还是基层政府的摆谱浪费，在许多人还不大清楚富了之后怎么办的时候，似乎还不怎么惊奇。但只要看看有些外国人富了之后是怎样的，你就不会那么心平气和了。1997年，有线新闻网的创始人泰德·特纳向联合国捐款10亿美元用于发展性援助项目，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捐款已达300亿美元，全球第二富翁巴菲特更是将自己85%的个人财产370亿美元捐出，房地产商采尔·克拉温斯基不仅把全部家财捐给慈善机构，甚至还捐出了自己的一个肾。日本的富豪在意于用钱生钱，把“蛋糕”做大。著名的松下电器集团创始人松下幸子拥有亿万家产，但他不追求奢侈的生活方式，一直崇尚简朴的日常生活，专注于一次次将资金用于再投资。他在1979一次性投入70亿日元创办了松下政经塾，为日本开创了培养政治家的摇篮。自然，那些在政坛呼风唤雨的人物也给松下带来了不少的“回报”（据《环球时报》）。
外国的个人是如此花钱，而政府又是怎样对待资财呢？概括地说，那是我们认为太小气、太吝啬了。作为西方七大工业国家之一的加拿大，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2005年的人均产值是35698加元，超过我国人均水平25倍以上。一位参观过加拿大许多会议室和办公室的华人却得出的结论是简朴、狭小、“寒酸”。联邦财政部的会议室桌子简单，座椅简单，墙壁简单，连屋顶也很简单。只能用朴素来形容；多伦多市政厅的第一会议室仅20多平方米，接待12人的代表团，都要从别处搬来几张会议桌，椅子不够坐，大家只好挤紧一些，但还是有5个人在会议室的角落里见缝插针地将就着坐；温哥华市政厅第一委员会议室，墙上的涂料已经斑驳，椭圆形的会议桌上放着已经相当破旧的六七个文件夹，后面摆着3排简易椅子，还有10多张在墙角处码放着（据《中国青年报》）。总之，他们的会议室和我们一个贫困县的会议室那种排场、豪华、富丽相比，确实是差得太远了。
早在三年前，潘家铮、汪燮卿等院士就针对资源浪费、奢侈成风发出呼吁，要求树立节约观念，珍惜资源。人大代表也抨击一些地方政府不顾实际，大兴土木建设豪华办公场所的歪风。然而，弹指间三年过去了，此歪风不仅没被刹住，反而大有愈刮愈烈之势。看来，富了之后怎么办，还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不仅需要政府下功夫引导，更需要我们去认真钻研，再不能醉意朦胧、浑浑噩噩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