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玉文
雪地里，碰见师傅的儿子，戴着黑袖章——我怔住。一问，才知道师傅业已病故一周了。
师徒如父子，虽说相处的时日不长，但我还是遗憾没在最后的时刻见到他。现在斯人已逝，打个电话也不能了。师傅是四川人，口音带股川味，电话里听起来挺婉转的。让人联想到话筒那头乐呵呵的大眼睛，皱褶里眨着。他住院那阵子，我探望过一回。一个人守在病榻上，头发已经脱落了，戴了顶白帽子。谈兴正浓时，我临时有事要走，他也未曾挽留。只记得当他望着我站起来，眼神有点儿孩子般的惆怅……我硬着头皮走了。去路上感慨：岁月无情，硬朗倔强的师傅竟然也锐气顿消了呀。那一晚，我陪人吃喝到深夜，酩酊踉跄着回去，不留心滑倒，沮丧间宽慰道：“有啥法子呢？”——才想起，这正是师傅的“口头禅”。
师母下岗那一年，他们的儿子即将高考，手头不够宽裕，他吸的烟也就降格为不带过滤嘴的平头了。他抽得狠，一口气燃去一截子，三两口就近根，只能掐着吸，也不嫌烫。有人笑话他会省，他也不介意。师母在街边支了个小摊子。暮色里常常见他帮衬着吆喝，扯着一口悠扬的川调子。别人私下里嘻笑：“堂堂的枝术骨干，那样子丢份儿不？”他“咔”一口痰，眼皮一翻，“有啥法子嘛，——搁你身上，试一个！”问的人就不吱声了。企业不太景气，大家的光景也都半斤八两的。
经了几年商，师母身体不好，就不干了。那会儿，我已离开了那个连年萧瑟的国营企业。一次，偶然碰见师傅，头发有些斑白，精神依然矍铄。捏着烟，只顾说道儿子：“有啥法子嘛，咱一个工人，还能联系下啥工作。那小崽子念完大学自己挣吃喝去了！”“大学”两个字音咬得很重，充分流露了他似乎子贵父荣的神气。这有点儿不像他的本色。印象里，他向来瞧不起那些依仗外力给自己脸上抹光的人，说那些人是“馍篮子”，没斤两。贵在自立，他常说老家的门楣上就雕刻着这几个字。他崇尚技术，常给我们念叨“技不压身”。想当年，锅炉房几十米高的烟囱上焊“避雷针”。焊工十几个，其中不乏能人，但怯于操作环境实在恶劣，没人前来领命。厂里也怕万一有个啥闪失，丢掉“安全生产奖”。后来只得从外地聘请一个民工，签订“生死协议”——《合同书》。但见那小伙子腰系电焊枪，背绑“避雷针”，兀自蹑手蹑脚猫上去，拖着几十光的电线——晃悠悠如从天而降。但见焊花闪耀，动作敏捷如山猴。干完了，握住“避雷针”，斜撑起身子，两只脚还当空蹬几蹬，以便让底下人放心：质量万无一失。下面观者云集，惊嘘四起。“锅炉房的煤棚上都站满了人呐！”每每回味起来，师傅都像饮了烈酒般酣畅。他就是那个民工，一举被工厂相中，从此端上了“公家碗”，一晃，三十多年了。
一个秋天的傍晚，我去修自行车。一位瘦小的老人正伏在工具柜里刨弄着。一扭身，真的是师傅！老多了啊，握着他茧硬的手，我说。“有个啥法子嘛，儿子结婚买房，几十万哪！”不是可以贷款吗？“几十万呢啊，得耗到啥时候？就他挣的那俩子。”你干这个呢，怕也是“毛毛雨”吧，我调侃着。“有几个是几个吧，有啥法子，惦记起来，觉都困不好……”师傅说企业已经给破产了。他用买断工龄的钱援助儿子的房贷首付。现在修着车子，日子还能对付，“熬到60岁就好了。”说着，一串剧烈的咳嗽。按照规定，他还得补交齐剩下几年的养老保险金。
办理退休手续那年，适逢国家调升困难企业退休职工工资。他跟师母合起来，涨了不少。“听说还要连涨几年哩……”病榻上的师傅异常关注。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当时，大家谈笑风生。秋阳懒洋洋踱进来，师傅泛光的面颊，恍若金灿灿的黄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