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广术农民工和关注农民工的文学爱好者打造一个挥洒文采的舞台，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联手四川省作家协会《星星》诗刊社疟动了全国首届大型农民工诗歌征文大赛，面向全国征集作品。（8月14日《南方日报》）按照举办方的想法，“举办此次农民工诗歌大赛活动更注重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文化关爱、人文关爱精神，这种关爱是深层次的、不断发展的，而且开辟了农民工成才的新渠道，让广大农民工也可以文化成才、诗歌成才”。然而，笔者却以为，此举至多不过为所谓的“农民工”搭建了一个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临时平台罢了，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谈得上体现了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关爱”——至于“开辟了农民工成才咱新渠道，让广大农民工也可以文化成才、诗歌成才”，则有点不着边际了。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农民工诗歌大赛”对“农民工”的消极意义大于积极意义。由于大部分“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偏低，受着自身文化素质及经济地位的局限，诗歌对“农民工”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品”——作为一种艺术，诗歌往往是闲暇的产物，而且背后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做支撑。一个身心疲惫的人在忙碌了一天后，回到家里恐怕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诗，而是休息和一些简单的娱乐，以便尽快恢复精神产体力为第二天的忙碌做准备。或者，就是为不可知的未来发愁。郑小琼之类的打工诗人及其他“打工文学”的代表，毕竟只是极少数，而且他们往往已经获得了深圳户籍，清除了自己身上的“农民工”这一歧视性的标志。因此，“农民工诗歌”往往是“写农民工”的，而不是“农氏工写”的——因为“农民工”这一群体缺乏培育自身的 “有机知识分子”代言者的条件，他们是“沉默的犬多数”，没有发出自己声普的平台，也没有发出自己声音的能力，往往只有依靠其他社会阶层对他们的“关爱”使自己被压抑的心声被社会听到。自然，这种经过其他社会阶层过滤的声音对他们而言不可避免地也就隔膜了。
其实，“农民工”目前最需要的并不是诗歌，而是权利和平等——至于诗歌，那是在他们获得权利和平等之后的更高的需求了。“农民工诗歌大赛”在使社会的注意力转向“农民工”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也转移了社会的注意力，使社会的目光从“农民工”最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上移开了。“农民工”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作为物质的面包，可我们却给了他们美丽的作为精神的诗歌，并且一厢情愿地认为此举“开辟了农民工成才的新渠道，让广大农民工也可以文化成才、诗歌成才”——这恐怕难逃“何不食肉糜”之讥吧。而且，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对于“农民工诗歌大赛”中的优胜者的奖励竟然是“免试入户”，即“农民工”的才能和贡献所获得的社会奖励并不是加强他们自身的“身份认同”，而是对自我身份的遗弃和否定——在此意义上，这一比赛本身就是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的再生产。
当然，笔者并不是说“农民工”不需要诗歌，而是觉得此次的“农民工诗歌大赛”举行得并不是时候——就好象打了人家一巴掌，又送给人家一些止痛的药剂一样，“农民工”需要的并不是“止痛的药剂”，而是不挨巴掌的权利，并且象个人一样有尊严地在城市里生活。因此，等到“农民工”这个词消失了，或成了一个令人感到骄傲的名词，如果再举办“农民工诗歌大赛”，作为农民的后代和在农村生活过十来年的城市人，笔者一定也会去凑凑热闹的。（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