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燮
近期记者接到群众举报，反映韩城市海鑫有限公司所属洗煤厂于9月15日发生了一起生产安全事故，致使一人死亡。事故发生后该企业并未向相关部门上报，而是以给死者家属赔偿将此事私了了事。（10月27日《陕西工人报》三版）
看完报道，我脑海中不停地闪现着这么几个词：推诿、搪塞、阻挠，让记者的采访难以进行，即使采访也难见事故真相。说穿了，这样做的根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企图瞒报。
近年来，安全生产事故高发，耸人听闻，但更让人觉得可怕的，除了事故本身以外，同流合污、恶意瞒报便成了矿主与地方官员心照不宣的选择和精心策划的“杰作”，这方面的例子不时见诸媒体。
纵观这些瞒报的事故，不难发现“瞒报”的主观性，首先是当事企业（单位）最有“瞒报”的积极性，一方面，煤炭价格持续上涨，受利益驱动，一些小煤矿发生事故后隐瞒不报，怕停产整顿或关闭影响了经济效益；另一方面，通过瞒报可以“减轻”事故中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程度，由此可以减轻有关责任人的罪责，减轻当事企业受到的处罚。其次，地方政府和有关官员也有瞒报的主观意愿，因为通过瞒报可以“减轻”事故的严重程度和社会影响，减轻政府和有关官员面临的政治压力与社会压力，乃至令他们免于行政问责和法律追究。从客观性上来说，现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对瞒报事故的量刑及行政处罚都有施之过宽的情况，达不到惩戒的力度，在“后处理”过程中，不是“从轻发落”，就是“下文难产”，使得“瞒报”的风险小，成本低，所以一些官员和矿主在事故发生后心存侥幸，恶意瞒报。再往深里说，“瞒报”安全事故的背后必然是非法经营，与腐败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一些腐败官员既充当了非法经营的“保护伞”，又掩盖了自己腐败嘴脸，维护了其“政治生命”。
“瞒报”是对生命的极端漠视，也是对党纪国法的公然蔑视，“瞒报”不除，则事故不止，理应对瞒报施以重典惩治，对于事故“瞒报”，要顺藤摸瓜，深挖事故背后的“保护伞”，斩断官员与一些非法矿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链；对那些铤而走险、销毁罪证的不法矿主，要及时缉拿归案；对那些涉嫌瞒报、以身试法的地方官员，更应轻则摘官帽、重则以法伺候。另外要保障举报人的人身安全，并对积极举报者施以重奖，要保障记者的人身安全、合法权益不受阻挠和侵害，保证新闻媒体的采访和报道通道顺利畅通，不给“瞒报”者以可乘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