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无贵贱之分，但在煤矿上，矿工却无形中被分开层次。”这是申毅刚等人在他们的调研报告中写煤矿工人时最令人震惊的观点。
这个观点不仅体现在煤矿工人由挖煤者到煤矿承包者、煤矿老板的分化上，也体现在煤矿老板在对待本地矿工与外地矿工的不同待遇上，还体现在矿工们对生活的态度上。
而申毅刚等人的这个观点，也许正是今天煤炭经济热浪蒸腾下，矿工转化与生存的又一证词。
三种煤矿，三种矿工
在申毅刚“调研中国”的报告中，他把山西的煤矿系统地规整出来，分成了三个类别：国有煤矿、地方国有煤矿和乡镇集体煤矿。
“因为煤矿的这三种属性，自然也就决定了煤矿工人不同的三种命运。”申毅刚说。
按照申毅刚对煤矿的分类，国有煤矿的工人最是吃香。
“因为是国有煤矿，所以这类煤矿能够管理它们的部门相对比较少，许多费用也可以免缴。近年来随着煤价的上扬，这些煤矿一线工人的月工资可以拿到7000元。”申毅刚说。“在晋煤集团，开车上下班的一线煤矿工人，比比皆是。”
地方国有煤矿的矿工与前者相比，就显得有点寒碜了。
“因为是地方国有煤矿，所以‘婆婆’也就比较多。”申毅刚用了“婆婆”这个颇为形象的词汇，来形容地方国有煤矿被管辖的部门之多。“乡、县、市，哪一级政府都得罪不起，这些煤矿缴的费用也就多了。在一个地方国有煤矿职工代表大会的报告里，矿长曾语重心长地劝说自己的矿工不要和国有煤矿的矿工攀比：‘人家缴钱少，我们不行，成本下不来，怎么提工资。’”
“这位劝说自己煤矿工人的矿长的话，让人听起来有点心酸，但这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申毅刚说。
与前两种国有煤矿相比，最次的就是乡镇集体煤矿了。这些煤矿大部分已经被煤老板承包，或者干脆成了煤老板的个人资产，而且这些煤矿普遍生产规模有限，成了山西省“压小上大，资源整合”的首要开刀对象。
师出同门，打工者命运迥异
乡镇集体煤矿生产一线的工人，几乎都是外来打工者。他们的到来往往是老乡成堆，有的煤矿的一个采煤区甚至都是从一个村子里来的外地矿工。
有了这种特殊的性质，也就决定了矿工分化的自然命运。“这些矿工因为都是老乡，所以自然而然就有一个或几个声望比较高的矿工，成了他们的领袖。而煤矿上为了方便管理，也就把这些领袖式的矿工任命为开采小组长、片长。最后干脆把生产片区或者井口承包给他们，煤矿只要一个生产指标和负责煤炭销售，至于生产中的一些事情则都由这些承包者自己来解决。这样承包者就出现了，矿工的分化也就形成了不可逆转的潮流。”
说到这里，申毅刚举了一个例子。
左云县的一个王姓煤矿老板，曾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陕西外来打工者，也正是遵循了上面的逻辑，这个曾经普通的煤矿工人，由生产一线小组长，到采煤区承包者，一直到井口承包者。“如今这个王姓老板已经是煤矿的生产副矿长，早已完成了身份的转变，可是与他一同从家乡出来下井采煤的其他老乡则仍然还是挖煤工人。”申毅刚说。
这种现象，在山西的煤矿打工者中最为普遍。“据说晋南和晋东南一带的外地煤老板，有一半以上都是陕西人，而他们几乎都是普通的煤矿工人。”申毅刚表述着自己的观点。
空洞的生活 空虚的内心
申毅刚在左云县一个乡镇煤矿调研后，与同伴搭上了回县城的班车。
在车上，他们遇到了三个外来农民工。“两个四川人，一个河南人。”申毅刚说。他们在煤矿上打工已经好几年了，长年在井下工作，使得他们的皮肤明显较常人发白。从他们聊天的内容中，申毅刚听出了他们到县城的目的。“去县城乐一乐”，路上他们与售票员有说有笑，看得出是这趟车的常客。”申毅刚说。
“是啊！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有基本的生理需求，这是最基本的人性。但是，除了他们挖出的煤炭被换成人民币外，又有谁来关心他们的生活状态呢？”申毅刚感叹着。
“当然煤价涨了，他们的收人也涨了，但有些工友‘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态度显示了他们内心的空虚和无法回避的悲情宿命，大量小煤矿被整合关闭后，他们的明天又在哪里？”
“其实，从这些矿工不同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身份的转换，完全可以折射出山西煤矿变迁的端倪。”申毅刚这样说道。
（宗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