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毅·
4年前，劣质毒奶粉事件在安徽阜阳爆发，一批官员被问责。如今，多数问责官员重获要职。其中，阜阳市原市长刘庆强调任安徽环保局局长。被撤职的阜阳市工商局分管市场监管的原副局长杨伟，调任安徽的一个地级市工商局担任副局长。被责令辞职的阜阳市卫生局分管食品卫生的原副局长丁丽玲，调到阜阳另一家市直机关任副局长。
笔者有一种担心，官员问责制度最终会不会变成一种“走过场”呢？
《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以及自愿辞去领导职务的干部，根据辞职原因、个人条件、工作需要等情况予以“适当安排”。笔者以为，这一条应该细化，明确规定视相关问责事件中该官员的责任大小，分别确定复出年限及级别。
事实上，在相关问责事件中，各个被问责官员的责任大小不可能完全一样。有的官员只是刚调到任上，问题常常是前任积累下来的，突然爆发了；有的官员则可能是官僚作风，不作为；有的官员更可能为欺下瞒上，玩忽职守。事件发生时，因为要负领导责任，相关官员同时被问责是合理的。但是，在复出问题上同样对待，似乎不妥。对一些行为特别恶劣的官员，应终身不得复用。
如果被问责官员最后基本都能异地当官，级别待遇也不变，那么官员问责制最后还能余下多少警示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