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少信·
我家在城郊的一个小村庄中。在上个世纪生产队吃大锅饭的年月里，由于家中人口多劳力少，所以挣的工分就少，到年终分红时多是透支户。特别是每到队上夏秋两季分粮时，透支户有时不给分，父母亲手中拿着分粮的口袋、徘徊在粮堆周围的难受情景，我至今仍然记得很清。分的粮少，家中吃粮就老紧张，不够吃时只得去向亲戚们借。至于白面或肉食，也只能等到过年过节时才能吃那么一点点，平时根本别去想。当时由于生产队工值低，一个劳动日仅三、四角钱，家中几只鸡下的蛋，除交给供销社完成收购任务外，剩下点也被偷偷地拿到集市上卖了，换成油盐酱醋钱，所以家中经济也同样拮据。因为家中无钱，住的就仍是爷爷奶奶在世时留下的六间小厦房，就是人们常说的陕西“十大怪”中那种“房子一边盖”的单面房，而且还是多年失修，每到下雨天到处漏，四处接的都是盆盆罐罐。家中除了安的电灯照明外，正像赵本山在小品中说的那样，唯一的电器也就只有一个手电筒了，那还是为夜里老停电预备的，而且还经常不亮，因为买电池也得花钱，家中舍不得。全家人穿的衣服也都是缝缝补补，很少添新衣。这样紧巴巴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前。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生产队陆续解体分田到户，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好政策一下子激发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我们家在这场农村的变革中，同样是受益者。家中打的粮食吃不完、年年有余粮。吃饭白米细面、肉菜经常有，逢年过节那就吃的更好，穿衣也跟着城里的时尚走，日子过的同城里人基本没有多大差别。
党对农村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农民在经济上也翻了身。我们家在伯母、父亲先后故去后，待分田到户时，家中只有母亲和弟弟一家五口人。弟弟在周围先富起来人的影响下，同弟媳一道除了种好自家的责任田外，先后买了小四轮拖拉机跑过运输、养过鸡和鸽子，又种过梨园。经过多年的风风雨雨和辛苦，经济上很快有一定的积蓄，家中的日子也一天天好了起来。先是拆了旧瓦房盖成了砖混的两层小楼，面积足有200多平米，紧接着又盖了三间门房，后又陆续添置了电视机、装了电话和土暖气。近几年又买了电冰箱、电动车、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弟弟还给自己配了手机，而且又先后供两个孩子上完了大学。这一切的一切，在改革开放前，庄稼人连做梦都不敢想的。
母亲是在2003年去世的，活了八十九岁。她老人家在世时住上了小楼、看上了电视、用上了电话和暖气，吃的穿的样样都不愁，高兴地迈着一双小脚每天在家中忙个不停。特别是当她看着电视中的秦腔戏或用电话同远在外地工作的姐姐、哥哥通话时，笑的嘴总是合不拢，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老人家爽朗的笑声。我有时回家看望母亲同她唠起家常时，老人家总是给我说：“娃呀，妈不枉到世上来一回，楼房住了、电视看了、逢上了好世道，够了、知足了”。直到老人家临终时，脸上看到的也是慈祥和满足。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从我们这个普通家庭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变迁，足可以反映出这个时代使每一个中国人和家庭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赶上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盛世对每一个人来说一辈子都是难以忘记的。 （渭化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