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又一个阒寂无人或细雨如麻的深秋之夜，我都在阅读徐老师的新作《野樱桃》，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泪水潸然而下，隐痛的心仿佛回到底蕴深厚的长安城，回到了那个朔风呼啸的大西北。
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每个读者心目中标准是不一样的，我理解的好作品是真诚的、质朴的、带着激情的、由苦难发酵的心血之作——无疑，剑铭老师的散文集《野樱桃》就是这样的典范之作。在书中，无论是“向谁倾诉”一辑中写个人苦难经历与心灵感悟，还是“为谁而哭”一辑中写社会冷暖和人间百态，我们都可以从中读出两个字：真情，这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在剑铭老师质朴无华的字里行间生发出来，有一种催人泪下的力量。有很多篇名，干脆就是“真情”二字的注脚：“我的工人兄弟们”、“二哥”、“平生风仪兼师友”、“为房所困的人们”、“平凡者的葬礼”——作者向我们描述身边那些手足兄弟和普通劳动者，不弄华丽词藻，不带花哨文笔，一支笔饱含真挚情感与悲悯胸怀，为我们复制了一组来自底层的草根群像，读来令人感动，继而热泪盈眶。
文学有根，情感有源，生命与艺术从来不会凭空而生，徐剑铭的真情源自少年时代的人生经历，从“飘逝的坟茔”到“挂坡”，从“雾中行走的孩子”到“一记耳光”，这样的经历在《野樱桃》洋洋三十六万言中，成为最打动人心、催人泪下的部分，也是我百读不厌的章节。最令人动容的还是那篇回忆母亲的“飘逝的坟茔”，这篇泣泪之作被著名作家高建群认为是徐剑铭“写得最好的文章”，徐剑铭说：“我知道，建群指的是情。”这篇文字我反复读了三遍，“等我睁开眼睛，早已不见了家乡的茅屋和村前的小河，割了穗的高粱棵子无边无际，东倒西歪。我偎在娘怀里，娘坐在独轮小木车上，推车的是哑巴叔。独轮车在高粱棵中间的小路上吱呜吱呜地走着，尖厉的北风吹得枯萎的高粱叶儿沙沙作响，吹得人脸上生疼。哑巴叔早脱得只剩下一件单衫子了，大颗大颗的汗珠儿顺着粗糙的脸庞往下淌——”那时候徐剑铭才是个五岁的小娃娃，他就这样离开故乡苏北平原，一路向西，来到了黄土高坡。生命漫长，但是重要场景只有那几个片断，五岁那年坐在独轮上逃离穷困的故乡——这一幕日后像放电影一样经常在夜深人静时分，出现在徐剑铭的梦境中，它转瞬即逝，却又长久存留，当徐剑铭提笔作文或入世做人的时候，那些逝去了的片断、场景便一一显影，提醒着他，暗示着他，校正着他的脚步与方向，然后合力将一个备受命运折磨与打击的男人塑造成一个打不倒摧不垮、有情有义有担当的硬汉。所有的苦难，到后来全成了文学酵母，它们再一次合力，将作为著名作家的徐剑铭推上一个创作高峰。
多年前，我放弃公务员的铁饭碗，带着对文学的无比虔诚漂泊长安，经关本满老师引荐，我有幸结识了徐剑铭、高建群、张敏等一大批西部作家，他们像兄弟一样给予我温暖与关切。记忆最深的是徐老师，现在回头想，当时正值他人生最低谷，人生失意冤案未了。但是他始终宽厚待人，坦然微笑，多次与我倾心交谈。我当时对他的经历一无所知，他也并非要在我面前刻意塑造一个坚强男人的形象，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于他来说，更多的是淡泊，是从容，经历了那么多世事更叠与沉浮，一切在他眼里都不在意，只是对文学从来不曾放弃过，在最困顿的时刻，文学成为拐杖支撑他走出寒冬，迎来生命的春天——他的冤案平反昭雪后，自然而然的，他的创作也迎来第二个春天，相继推出了《立马中条》、《血沃高原》、《死囚牢里的陪号》等力作近十部，洋洋近千万言，着实令人惊叹——苦难就这样发酵，酿成了醇厚的美酒，这是生活对一位历经沧桑的作家最好的报答。
（陶方宣）
